谢昌云完全理解杨虎城目前的处境，在陪着杨虎城沉默了一会儿后就道：“杨主任，如果没有共产党的参与和认同，西安事变是不可能妥善解决的，你们提出的八项主张也落不到实处，相信你们已经和共产党方面有了磋商。我认为一旦共产党最后确定了策略，你们就要开始联合进行和蒋介石的正式谈判了，而一旦进入这个阶段，我作为广东特使的使命就已结束。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会就此彻底脱身，我向杨主任和张副司令保证，以后到了需要我们的时候我还会出面，我们绝不会置朋友的困难于不顾。只要你们能够坚持抗日的信念不变，要钱我们可以出钱，要枪我们可以给枪，如果日后需要容身之地，我们敞开大门随时以待。”
杨虎城此时已挺直了身子，待谢昌云把最后一句一说完，他就将手朝扶手上猛力一怕道：“有谢特使这一席话，我杨虎城还忧虑作甚？谢特使，多的话我也不说，等会儿我向你敬酒三杯为谢！”
“后辈不敢，斗胆愿陪杨主任同饮三杯！”谈论政局对策可以对等，但在礼节方面，谢昌云自不敢拿大。
当夜十一点多，刚睡下的谢昌云被当值的卫队长李廷秀唤了起来。
原来是王以哲有急事求见。
问明原由之后，谢昌云便跟随王以哲来到了张学良的府邸，与张学良进行了一个多小时的会谈。
会谈中谢昌云除再次陈述了与和杨虎城会谈时的内容之外，还向张学良透露了部分广东目前的经济和军事实力，并就张学良所担心的问题向他做了三项承诺：
一是如果中央军继续西进，只要其越过华县，广东将立刻出兵威逼南京；
二是西安事变如能和平解决，广东将尽快为东北军补充装备，并帮助东北军进行整训；
三是局势平稳之后，广东可无限接纳东北的流亡民众和学生，并作出妥善安置。
张学良对此表示了满意和感谢。
与张学良会谈结束之后，谢昌云又在张学良引见之下与蒋介石的顾问端纳见了面，并做了短暂的交谈。
也许是受了广东拔得头筹的启发，也许是看到了西安事变大有逆转的希望，西安这个原被认为的是非之地，从事变的第四天——也就是十二月十五日起，就有各方势力和团体的代表开始陆续抵达，这些代表不一外乎是在张、杨面前力陈自己的主张，其中主和者占据了多数，而且主和者的代表在到达西安之后，都很快的与广东特使进行了沟通。
一时间，广东特使团的住地小西院成了外省各路大员聚集的中心，车辆往来、人员进出，使谢昌云和方鸿进频频忙碌于接洽应酬之中。
就在这时，上海《申报》在醒目位置刊登了一篇题为“昔日赤色战将，今天和平使者——本报特派记者何欣怡对广东赴西安全权特使谢昌云将军采访录”的文章，把本已风头正劲的谢昌云推上了云端。
采访录精心设计了一些列的提问，顺延着风霜岭勇炸碉堡、粤赣边擒虎房虎、第一次离开红军、广东大展宏图、于危难时刻再返红军、黔西北两战川军、乌江畔险擒吴奇伟、金沙江百里漂船、昼夜兼程血战泸定城、率前锋翻越大雪山的过程一一展开。其中不乏惊心动魄，更有艰苦卓绝、九死一生，与其说是谢昌云个人的风华人生，细细品来实则是一部红军的征战史实，竟为共产党和红军博得了不少喝彩与同情。
如不是政局动荡和谜一样出现的谢昌云被众多人所关注，这篇对共产党和红军多有赞颂的文章几乎没有发表的可能。
当被问到为什么两次当红军但又两度离开时，谢昌云答到：第一次离开，主要是我觉得自己所学知识不够，想利用被暂时闲置的机会到外面吸收更多的知识营养和换一个环境锻炼自己，是毛泽东和周恩来先生亲自答应了我的请求。第二次离开，是我经过在外面的磨砺之后，感到救国救民并不局限于在哪一个政党，而是要看在哪里能够把自己所学更好的发挥出来，以使自己能为中华民族的彻底解放做出更大的奉献。以红军目前的条件，我留在那里只能部分的发挥在军事方面的能力，所以我再一次选择了离开。其实也不能说是再一次的选择，因为我第二次回红军前就做了这个打算。
又问：那么你当时留在广东不回去不是更好吗？要知道红军当时面临的环境极为险恶，你随时都有回不来的可能。（这是何欣怡特别加上的一句真心话）
谢昌云又答：共产党和红军是中国政治力量里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他代表了相当大一部分人的利益，同时他的存在对妄图实行单一政治的人也是一个制衡，对国家和民族的长远利益有至关重要的作用，所以那个时候我选择了和他们一起为了生存而战斗。同样，我认为现在只有蒋介石委员长又担负起领导全国抗战的能力，所以在他遭受危难的时刻我也还是来了。以上都是我在不同时刻做出的不同选择，是以中华民族最高利益为标准的一种选择。
再问：谢将军，那你现在到底是倾向国民党呢？还是倾向共产党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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