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上午广西等几省的通电发表之后，王以哲和孙蔚如再一次来到了广东特使团下榻的小西院。
“王将军，孙将军，欢迎欢迎！”
“客气，客气。谢特使和方秘书长昨晚休息的可好？有什么需要和不如意之处尽管直言。”
“承蒙二位关心，请进坐，请。”
互相客套了一阵之后，大家一起进到客厅坐下，王以哲首先道：“谢特使少年有为，昨晚在发布会上所说的观点有理有据，并且还为我们担待了不少，为人坦诚仗义实在令我敬佩。少帅对谢特使的讲话非常赞同，并让我转达他对陈济棠将军和谢特使、方秘书长的谢意。少帅原定是今天就和谢特使见面好好的谈一谈，但是不巧有一个他和蒋夫人共同的好朋友要到西安，还带了蒋夫人的信，所以就只能把时间往后延一下了。另外蒋委员长现在情绪还不太稳定，还不便见人。这些都清谢特使能够谅解。但是谢特使如果想见那些在住在西京招待所的南京高级官员，我们就可以马上安排。”
王以哲刚说完，孙蔚如就接着道：“谢特使、方秘书长，张副司令确实脱不开身，所以今晚就由杨主任出面设宴为二位接风，特让我来敬请二位届时光临。感谢的话我就不敢代转了。”
“张副司令和杨主任费心了！主人有请，我们岂敢推却。更不说我早就想一睹杨主任这位守城名将的威容了！”
谢昌云答复了孙蔚如后又对王以哲道：“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今天要来西安的是端纳先生吧？他以前当过张副司令的顾问，现在又是蒋委员长的私人顾问，他来了应该可以对稳定各方的情绪起到很好的作用。王军长，南京那些大员里面我们就只与陈诚将军相熟，就去看看他吧！”
“这位谢特使怎么什么都知道？幸亏他又是点到为止。”
王以哲一惊之后，顿时又生起了赶紧离开的念头，于是赶紧道：“我这就去安排谢特使也陈诚见面。容我们们先告辞一步，晚上再去为二位作陪。”
孙蔚如也有同感，忙不迭的和王以哲一同快步出了小西院，弄得习惯了迈方步的方鸿进跟在后面一个劲的气喘吁吁。
上午十一点，当谢昌云出现在了西京招待所陈诚房间的门口时，竟把陈诚给闹晕了。
“谢参谋长，你怎么会在这里？难道你们粤系和张汉卿”
谢昌云上前几步伸出手道：“陈将军不要误会，我是前天上午才得知西安的事情，昨天飞过来，刚才才得到了允许来看你。”
陈诚稍有犹豫，但最后还是把手对着谢昌云伸了过去。
谢昌云再一招手，后面跟着的一个十七路军军官就把手里的两盒点心糖果送进来放在了桌上，然后站到了房间门口注视着里面。
“这是昨天飞机上一起带来的，一点薄礼不成敬意，请陈将军不要见笑。陈将军身体是否还好？”谢昌云边说便走到了沙发边上。
陈诚用手示意让谢昌云坐，然后自己先坐下道：“身体倒是无碍，可就是没有想到党国和委员长竟遭如此大劫，让人心乱如焚呀！”
谢昌云道：“陈将军不必把结果想的太坏。我这次作为广东特使前来西安的，就是为了寻求一个让各方都能接受的解决办法。目前看起来转机的希望很大，南京今天就会有人到，各省的态度也是主张缓和，陈将军再安心等几天就会有眉目了。这是我们广东特使团的一个声明，今天已经在报上发表了，给陈将军留着看看。这里不便久留，我就先告辞了。”
谢昌云今天来并不想和陈诚谈什么，毕竟彼此还不是深交，陈诚的性格也很沉稳，所以把意思表达到，为以后留个后手就算达到目的了。
见谢昌云已经先站起了身，陈诚也只得跟着站起来道：“在这个地方就不好多留谢参谋长了。这里看不到报纸，对外面的变化一无所知，还望谢参谋长以后能多通些消息。”
谢昌云道：“报纸上有些消息也不那么妥当，张副司令和杨主任也是担心你们看了以后多想。以后我有时间多过来坐坐就是。我看这里有热水有暖气还有洗澡间，可比我住的地方强多了。陈将军请留步，明天广州还会有飞机来西安，到时候我再多给你们多送一些点心水果过来，需要什么东西如果这里买不到，也只管让这里的人和我说一声。”
陈诚目送谢昌云离去后，赶紧回到屋里拿起了放在茶几上的那份声明，细细的看了起来。
此时在陕北保安县的中共中央所在地，争论了一个上午的政治局会议还没有停息。
毛泽东手拿谢昌云那份电报的节抄件，再次表示了自己的观点道：“这份党外同志所提供的分析都发给大家了，看进去没有我不知道，但我是看了五遍。这上面提到现在的国际形势的趋势，是新兴帝国主义加快了从老牌帝国主义那里争夺利益的步伐，同时他们又在共同遏制反帝反殖民主义的斗争的兴起和社会主义革命的蔓延，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就是这些矛盾在亚洲的一个集中反映，所以中国的抗日不但是中国一个国家的问题，也是一个世界性问题。他认为苏联现在自身面临着恢复国内战争的创伤、德国的扩张、日本的大军压境等多重困难，在这种情况下苏联希望看到的是中国集中全国力量来对付日本，以减轻苏联在远东的压力，因此，以苏联为首的共产国际极有可能不会赞成我们利用西安事变来推翻蒋介石独裁统治的设想，希望我们能够有所准备。还有一点，他提到了一个我们共产党怎样利用更有效的方式进一步扩大在全国各阶层的影响的问题，他认为我们共产党自身政策的影响力主要是集中在劳动阶层，而地方势力和中上层人物和我们的接触，很大程度上是把我们看成了共产国际和苏联的代言人，通过我们和苏联保持一线关系的取巧手段。我虽然还不能全部赞同他的说法，但是其中也有一些值得我们认真考虑的方面。我还是坚持认为我们应该做好两手准备，一方面坚持我们原来反蒋抗日的总方针不变，但要在局部上进行一些调整，可以提出联合国民党内任何愿意抗日的力量的主张。另一方面就要着手考虑一旦共产国际不同意我们的计划，甚至会提出放掉蒋介石，我们应该怎样及时调整方针，带领全党同志转好这个弯子的问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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