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未乱蜀先乱。
陈敏在衙门里告状，秦可多骂骂咧咧，他们两个人说的话，刘承宗都相信是真的，只是所处角度不同，看见的事情都不是全貌。
刘承宗也并不在乎二人恩怨，如今是崇祯六年，这场从陕西开始波及天下的大乱已经持续四年，任何恩怨情仇都会在四年大乱里变成一笔糊涂账。
他只想解决问题。
首先要知道问题出在哪，这个问题才十几岁的秦可多没办法给他准确回答，只有生员陈敏能帮他。
但是陈敏口中的四川，跟刘狮子印象里那个田土肥沃的天府之国，似乎天差地别。
陈敏只说了四个字：地狭人稠。
刘承宗在外面，对四川近些年来的情况了解实属有限，至多知道几十年前杨应龙作乱，以及从阿六那知道的奢崇明作乱罢了。
除此之外只有松潘卫旗军受羌人欺辱、雅州官军战力松弛，这都不过是些边边角角的小事情。
人们依然认为四川和陕西不一样，没有剧烈的旱灾，其内部应当足够稳定。
但实际上他跟陈敏这个土生土长的巴州秀才彻夜长谈，根据其回忆，让侍从在身旁记录了足足十七页的四川情况。
那边确实跟陕西不一样，陕西的很多问题是穷出来的；四川的很多问题是富出来的。
四川的乱象，能让他这个陕西反王目瞪口呆。
刘承宗分析事情，喜欢从人地矛盾看起，但四川的人地矛盾根本谈不上土地兼并，那得叫收归国有。
像成都府的土地，十亩里有七亩是蜀王的，两亩是军队的。
剩下那一亩地，再怎么说也得是老爷的吧？至于其他人当佃户，但四川的问题没出在佃户上。
只要没天灾，佃户其实问题不大，因为佃户不是社会底层，而是社会主流。
除了一些手里有一二百亩地、家里还没儿子没亲戚干活的小地主，大地主招佃都有门槛，而且门槛还很高。
没牛、农具以及家人帮忙，佃三五十亩地，哪怕壮得像牛一样，把人累死都耕不完。
没技艺不会种地，到了要交粮的时候交不上来，地主就亏本；再是个在本地没有家、没有地的流氓，抬屁股起来跑了，地主就是吃闷亏。
所以想做佃户，首先得是知根知底的本地人，还要有头牛、全套的农具、手上有种地的技艺、身边有家人，缺一不可。
否则傻子才佃地。
做了佃户，创造价值拿出一小部分给皇帝交税，一小半甚至一半交给地主，剩下的是自己的。
而佃户虽然有可能遭受来自地主的欺压，却能凭借地主的威望避免一些地方上的非正式摊派。
比如地方上的王老爷家来了朋友，轿夫不够，找上俩衙役去干活，衙役自己不想干，到乡里寻个地保：从你们这给我找俩轿夫，王老爷要用。
地保找上个自耕农，不需要威胁也不需要拿棒子，笑眯眯说帮个忙，自耕农想不出啥好借口抹不开了就去了。
地保若找上个佃户，佃户也笑眯眯说帮不了，再去干别的李大善人家地就荒了。
地保也没辙。
除非遇上经济危机也就是旱涝灾害，否则一般饿不死，再不济也算个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的社会中下层，绝对不至于沦落到底层。
长工短工、走卒贩夫、倡优媒婆、修脚剃头，乱七八糟讨生活的人那么多，下九流怎么排都轮不上佃户。
但四川除了土地归王国所有之外，还有另一个不同于别处的社会现象，那就是地方豪强势力很强。
外省入川、土民出川，在这个相对封闭的地方，本来就都不容易，搁在嘉靖年以前，别处的官员听说要被调到四川当官，如果不是肥缺，都会想办法逃避。
实在逃避不了，就极力推迟到任时间，一年半载之后才慢腾腾到任稀松平常，反正也不会出什么事。
直到嘉靖年，南倭北虏闹得厉害，风气为之一新，四川官员的上任时间从半年到两年之间缩短到了四个月之内。
在整个嘉靖隆庆年间，官员基本上都是旧的升迁贬谪，继任者当月就能到任，这也是国家机器运行良好的象征。
这种状态一直维持到万历年间，考成法的震慑力仍在，官员仍然能保持当月继任，但是……万历爷摆烂了。
国家官僚升迁是个复杂而精密的事，高级官职采用推荐升职的形式补缺，中下级官职靠的是统一大选。
所以每到大选之前，先由吏部把高级官员的推荐到皇帝那里去，然后中级官员流动，给下级官员腾出位置，一环套这一环，让整个机器运动起来，再进行大选。
最上头的摆烂，最下头的就没有官，各省、府、州、县主政官员的缺失，使大明基本陷入无政府状态。
但无政府只是政府没了，这种情况下，朝廷打仗需要地方的支持，政府负责的这份权力依然在。
没有大政府，四川对朝廷来说依然运转良好，该打的仗照样没问题，赢！
无非是权力倒了个手，下沉到豪族或原本就把持权力的人手里而已。
但小政府碰上了土地藩王所有制，情况就变得不一样了。
没有自耕农，意味着作为农业社会中坚力量的佃户，这些正经谋生的人没了改变命运的机会；缺少地方行政力量的管理则意味着歪门邪道野蛮生长，豪势强人依靠抢占公权急剧扩张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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