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度认为西园寺内阁的上台对于限制日本军部势力有作用的,对中日和平是有利的,所以我国应当促成西园寺内阁的稳定执政,因而不应在战后问题上过于逼迫日本,从而导致军部势力的反弹。
杨度对方声远说,纵观各国政治,特别是东方各国,军方与文官系统的斗争是普遍的。军方主战却是祸国,文官主和却是爱国。中国孱弱已久,好不容易获得建设良机,绝不应穷兵黩武。打仗牺牲的是下级官兵,获利的是高级将领。比如封国柱将军立此大功,怕是要升元帅了吧?这就给那些追随总统的大将们一个提示,要想升官,非打仗不可。但扪心自问,我国的国力真到了纵横亚洲无敌的地步了吗?如果逼得狠了,必然导致日本政局的再次巨变。对我国并非好事。全面分析中日两国的政治军事经济。我不敢说我国已经压倒了日本。至少在工业基础和国民素质上有差距。
方声远认为杨度的看法是对的。
方声远在勤政殿会议后动作很快,用了不到一天的时间,由外交部统稿,拿出了一个和谈纲要。包括用庚子赔款尾款抵扣战争赔款、收回汉口、广州、沙市三处租界(上述三地日资全部没收)、日本公开向中国道歉等三大内容。但没有涉及公开惩办战争罪犯。
核心是赔款。
庚子赔款日本占比为7.73%。合计白银为3880两,自1902起,十三年间。以海关银和盐税为抵押,业已偿还1190万两,尚余2690万两,按照华元汇率(跟日元大致相当),大致是2700万元。汉口等三地日资尚无准确数字,估计最高不过300万元,合计为3000万。
跟预计的战费支出至少有5000万以上的差距。
这个数字是方声远定的,曾遭到周学熙和段祺瑞的质疑,认为这样太便宜日本了。但方声远问及日本的财政是否可以承受8000万元或者更多的赔款?周学熙反问,当初日本在马关逼迫我国在割让台湾等地外赔偿两亿两白银,日本在内的列强在辛丑年逼迫我国赔偿三亿两白银,何尝考虑过我国的支付能力?
方声远认为,收回三地租界,免除每年约104万华元的庚子赔款也可以了,逼得太紧,导致日本的强烈反弹,就像当年日俄战争,一分钱拿不到,我们岂不太亏?
方声远实在是不想让战争继续下去了。
11月3日晚,方声远照例先让秘书打电话给海晏堂,然后带了唐绍仪去向龙谦汇报政府的正式意见。
一般人认为,总统和总理都居住在西苑,应该是日日见面才是。总理要面见总统,哪里需要先电话请示嘛。错!实际情况是,他们这些位居最高层的大员们彼此来往极少,除了重要的公务外,一般公务上的意见交流都是通过公文和电话进行的,更不要说是私事了。海晏堂作为总统临时官邸,很少有人因私事拜谒。可以随意进入海晏堂“串门”的人极少,是一种特殊的荣誉。这类人不是以官职划分的,而是与龙谦的私交。在1914年,龙谦就任总统的第五个年头,可以不经通报进入海晏堂的只有陈超、陈娴、欧阳中、李文秀、大卫、张远哲等数人。陈超、陈娴不必说了,欧阳中是总统办公厅主任,算是日日见面的“大总管”,李文秀是鲁山遗孀,已迁居山东老家,平时不来北京。美国人大卫.狄文身份最为特殊,半公半私,一度时间还兼着振华的英文教师。如今大半时间在美国打理华美机械的商务,很少见面了。只有一个《中华报》记者张远哲特殊,1909年龙谦进京后认识了张远哲,成了朋友,特意交代办公厅,张记者前来不需通报。其余人便如王明远、司徒均、江云这样的绝对心腹,来海晏堂汇报请示工作也是需要提前约定的。去年东南军区司令官叶延冰上将来京,还被警卫挡了驾,搞得叶上将很不高兴,但事后龙谦也未给连襟发一张“特别通行证”。
这一套制度建立的始作俑者正是欧阳中。其中利弊龙谦是清楚的,他算是明白了之前所不懂的一个道理,那就是什么是“孤家寡人”了,总统不是皇帝,但绝大多数国人眼中,他这个总统就是皇帝。只要他“金口”一开,没有办不成的事。所以建国后来海晏堂找他的老部下极多,搞得他不胜其烦。叙旧呢没有时间,私事相求又不能轻易答应,于是只好指示欧阳中把好门禁。不愿意见的人就被欧阳中挡驾了。为了不使自己的老朋友老部下见怪,龙谦只好定期不定期地请一些人来海晏堂吃饭,每次聚会都颇费一番脑筋。总体上,龙谦请蒙山军体系外的客人多,请那些位子低的老部下多,反而如部长师长以上的大员极少。宴席简单,以叙旧为主,而且,这类私人性质的宴请向来是他自掏腰包。除非公务,比如请来访的外国政要如美国副国务卿兰辛,才走总统名下的招待费。
官员们承认,共和国建国后的官场风气与晚清有着天壤之别。这跟龙谦的“不近人情”多少有些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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