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难的是那个《计划生育法》。众议院否决两次了,再提交也难以通过。”王士珍也舀了一碗酸梅汤,不过却不似宋教仁那样,而是优雅地小口酌着。
“他们都是鼠目寸光。”陈淑在次子兴华上学后终于“出仕”了,跑到秋瑾任主席的中华妇女联合会找了份差事,“帐算的很清楚了。如果再不控制人口的增加,再有十年,全国人口将超过六亿五千万!粮食的增加赶不上人口增加是肯定的了。”
“这是移风易俗的大变革,需要继续做细致艰苦的工作。你们最近在《妇女解放报》上连载的文章真不错,连我太太都被打动了。成了计划生育的铁杆支持者。”
《计划生育法》是年初由民政部、卫生部和妇联联合起草的,规定了每对夫妇允许生育的孩子数量不超过三个,少生的给予奖励,超生的给予经济处罚。按照累进计算法收取社会抚养费。却遭到了国会的抵制。
当然。推出《计划生育法》是建立在避孕措施普及的基础上的,新中华在大力推进医疗设施建设的同时。加强了计划生育的宣传,免费向公民发放避孕药物和用具。
但该法草案一经公布,立即引起轩然大波。自从盘古开天地,还没有一朝政府管过女人生孩子呢。除了极少数赞同者。几乎是一片反对声。卫生部在众议院做了两次解释,虽然数据详实,但仍无法说服议员们。
“勤政殿的会散了,顾先生他们在外面截住了总统,正在在湖边聊着呢……”邵冲的报告打断了他们的谈话。宋教仁知道今天的会议是针对欧洲那个莫名其妙的刺杀的。对于宋教仁来说,欧洲发生的刺杀事件距离中国太遥远了,看不到其与中国的直接关系。他更关注着眼下繁杂的政务。眼看着曾经残破不堪的国家日益走上兴盛,分管农业、民政、卫生等事务的宋教仁干劲极大,认为又一个盛世真的来临了。
最值得骄傲的是农业。经过四年多的努力,全国耕地总面积在1913年超过了9.23亿亩。年产粮食约4150亿斤。平均亩产超过了450斤,基本解决了粮食问题,使得国家第一次有了存粮。光是在通州,前年修建的可以储存一万五千吨粮食的大粮仓堆的满满当当。
增产粮食终于找到了办法,不再依赖荒地的开垦而是提高亩产。两个办法,一是水利的兴建,二是肥料的更新。而后者的作用更为明显。由于化工产业的兴起,第一次出现了化学肥料。在试用化学肥料的地区,亩产甚至超过了800斤,给彻底解决粮食问题开辟了光明的前景。但化肥的产粮严重不足,而且总统对化肥带来的副作用顾忌极深,严格限制了试点的地区,只允许黑龙江及吉林的四所国营农场试用,尚未在全国推广。
而无限制的垦荒受到限制,为此,山西、陕西、甘肃以及河套地区的垦荒被基本叫停,代之以畜牧。对于垦荒热情很高的山西省长阎锡山被叫入北京当面接受总统的训诫。那次宋教仁参加了,总统提了个问题,让阎省长查阅资料后回答。总统说他最近阅读史籍发现一处令他大惑不解的问题,那就是黄河水患问题。原以为乱世多水患,治世情况应当好一些,结果却不是那么回事。你们去查一查,也可以请教专家。
这个问题饶有兴趣。宋教仁真的跑到北京大学找了专家,几天后结论得出来了,真如总统所言。但这不符合常识的背后究竟隐藏着什么秘密?专家也大惑不解。宋教仁和阎锡山再次回来请教龙谦,龙谦说他的感觉是这样,乱世多战争,人口减少,对黄河上游的土地多有荒废,减少了泥沙进入河道,水患就少了。治世则相反,人口的扩张逼迫着向荒地要粮食,水土流失加剧,黄河泛滥就成为了必然。
宋教仁将总统的判断反馈给北大,引发了北大历史系的极大兴趣,据说他们成立了一个课题组,专门研究总统的结论是否符合规律。
龙谦对阎锡山说,提高粮食产量的方法有很多,单纯增加种植面积是笨办法,晋西北适合放牧的地方不妨去研究下放牧,既能保护环境,还可以改善膳食结构。
幸好提高亩产的方法被找到了。西北地区的垦荒基本叫停了。
在总量增加的情况下,粮食的品种得到了改善,细粮(大米和小麦)所占的比例超过了40%。东北的大豆成为国际上极为抢手的货物,和石油、纺织品构成了三大出口商品,极大地缓解了财政压力。而且,养殖业的兴起改善了公民的膳食结构,减少了粮食的需求,老百姓吃饱肚子成为了现实。吃肉曾经是普通居民的奢望。但国家在新疆、内外蒙古及东北推行的一系列政策,比如改放养为圈养,一方面保护了草场,另一方面则增加了牛羊的产量。为城市提供了大量的肉制品。低廉的价格使得城市居民有条件吃肉了。据北京市社会统计局的调查数据,1913年全市居民人均消费肉类为48.5斤。每天接近一两肉了。
在宋教仁看来,这就是最大的仁政!那些敌视、怀疑新政府治国能力的都可以闭上嘴巴了!去年年底赴江南考察农业,在上海见到了病势日重的黄克强,黄兴感慨地说。他们站住脚了,谁也无法取代他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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