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是，巴尔干……”俾斯麦情不自禁的说出了他的担忧。
由于巴尔干问题必然导致奥匈帝国和俄国的冲突，俾斯麦缔结的德奥同盟将导致德国和俄国的矛盾不可避免，这也是当年威廉一世极力反对德奥结盟的原因。
对于俄国而言，巴尔干是不可能被漠视的，原因很简单，既有宗教上的、民族上的，也有历史上和政治、经济、军事上的。
从宗教上看，俄国奉东正教为国教，而巴尔干大多数斯拉夫国家的人民也信仰东正教。这种宗教上的联系，使得国家间的对抗，难免会具有“宗教圣战”的背景。在宗教联系的巨大影响下，沙皇政府不可能背弃社会上的主流思想形态，而对巴尔干地区的冲突抱一种漠不关心的态度。
从民族上看，大多数巴尔干地区有斯拉夫人居住，而俄国自认为是斯拉夫诸民族的保护者。该地区渴望民族自决和民族独立的民族心理在在德国实现统一建立民族国家后，空前高涨。斯拉夫人渴望建立自己的民族国家。而巴尔干斯拉夫人的统治者奥匈帝国和奥斯曼帝国却都是多民族混居国家。复杂的民族成分使奥匈帝国境内的一部分斯拉夫民族主义者天然产生“无主情绪”——向往来自沙皇的拯救；同样的民族情绪在被认为是受到异教徒严苛统治的奥斯曼帝国境内存之更甚。这类解放同胞、充当巴尔干斯拉夫人利益代言人和维护者——甚至“并吞”该地区的民族情结，在俄国国内必然会产生迫使沙皇政府插手巴尔干事务的强力冲动。
从历史上看，自拜占庭帝国灭亡后，历代沙皇就一直强调其作为罗马帝国皇帝的正宗嫡传接班人的合法性。一个鲜明的例子就是自诩为“第三罗马”的虚荣一直是俄国统治者追求的目标。这种历史上的联系，使这个由于联姻关系而可追溯正朔的帝国，天然相信其对东罗马帝国故地巴尔干诸地区享有所有权。这种所有权甚至足以延伸到地中海和北非沿岸。基于这种历史联系所产生的民族主义情绪，必然会驱使俄国将注意力聚焦于巴尔干。
从政治上看，相对脆弱的社会稳定结构，使得沙皇政府必须要靠对外实行强有力的帝国主义战略所带来的荣耀和狂热，才有可能疏解国内矛盾对政权生存的巨大压力。而在俄土战争后，特别是在《圣斯特凡诺条约》下获得的利益得而复失，所造成的俄国社会对巴尔干半岛的高度关注，必然会使得这一地区成为俄国政治生活中的敏感问题。
从经济上看，巴尔干地区毗邻俄国温暖的南方地带和工农业中心，而更重要的是，由于俄国远在北海、波罗的海、日本海的北方门户港湾冬季的封冻，使得黑海沿岸的永久不冻港对俄国经济的稳定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通过黑海和地中海通道，俄国不但可以加强与法、意和北非的经贸往来，还可以使得通过地中海——苏伊士运河——红海——印度洋——太平洋的通道，其经济战略意义显而易见。
从战略上看，控制黑海沿岸，尤其是控制博斯普鲁斯——马尔马拉——达达尼尔通道，获得进入“温暖海洋”的战略隘口，是自彼得大帝以来的历届沙皇的既定国策。为实现此目的，俄国不但多次与奥斯曼帝国交战，而且不惜与英、法等欧洲列强交战。几个世纪以来的不懈努力，足以证明这个地区在俄罗斯国家战略中的重要地位。实际上，一旦获得这一通道，不但意味着彻底解除俄国西南侧翼所受到的来自土耳其人威胁，更意味着终于突破了列强环绕的波罗的海“浴缸”对俄国政治、经济的限制，使得俄国获得更多的行动自由和战略空间。
这些因素加在一起，使得巴尔干地区必然会成为俄国的核心利益区——这一点到今天依然没有从本质上发生改变。这就决定了奥匈帝国和俄罗斯帝国矛盾的不可调和性，以及这种矛盾造成德国陷入战略被动的必然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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