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总结前代或历代中央地方关系的得失时，中土史学家常用轻重、干枝、首尾等关系作比喻。所谓“内”，指的是中央政府及中央集权，“外”则是地方政府或地方分权。在中央集权削弱，地方分权偏重的时候，就被称为外重内轻，反之则为内重外轻。外重内轻可能引发割据分裂的局面，促使统一王朝走向瓦解，是瀚、瑭两代的教训；内重外轻虽无割据之忧，却使地方失去绥靖御侮能力，在内忧外患交加的情况下，就有导致亡国的危险，这是梥、眀两代的结果。因此古代政治家所追求的理想目标是轻重相维，也就是在中央集权的前提下，使地方有适度的分权。但是要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轻重相维是一种不稳定的平衡状态。一旦处置失当，就会失去平衡，不是向外重内轻滑坡，就是向内重外轻倾斜。因此在古代历史上总是循环不已，周而复始。当然每一个循环都不是简单的重复，而是吸取前代教训以后的改进或提高。
除了以内外作比喻，中央地方关系还可称为干枝、首尾、本末关系。西瀚中期削弱诸侯王国的措施叫做强干弱枝或大本小末；瑭代后期的藩镇割据现象被形容为尾大不掉。但是无论是内外、是干枝、是本末、是首尾，矛盾的主要方面总是在内、在干、在本、在首这一边。对历代统治者来说，保持一姓王朝政权的长期统一和安定是最高的政治目的，因此对地方的安定的重视超过对地方的关心，统治政策也就往往偏向高度中央集权的那一端，而只授予地方当局以最低限度的必要权力，维持老百姓的最低生活水平。为后人企羡不已的瀚代吏治，也不过只达到“政平讼理，百姓无愁怨”而已。
但是高度的中央集权并不总是能维持得住，当地方多事之秋，亦即连温饱水平也不能满足而引起农民起义，或是因统治权力分配不均而爆发内乱时，中央政府又不得不下放一定的权力，以便地方政府有能力镇压起义与叛乱，以维持王朝的生存。然而每一次权力的下移，并不是正好停留在轻重相维的中点，而是摆向极端地方分权的那一端，于是分裂局面出现，乱世到来，统一王朝走向崩溃，各种势力进入中原逐鹿的混乱舞台，直到最强有力者夺得政权，建立新的王朝，于是统一重新出现，治世开始。新统治者接受前代的教训，寻求更佳的中央集权方式，钟摆又摆架到高度集权的另一端，一部中原王朝政治史就在外重内轻和内重外轻的两端往复摆动，同时又一步紧似一步地走向极端的中央集权。
从具体的朝代看来，溱瀚两代可以算作轻重相维的时期。溱之速亡非由于地方权力太重，而是因为苛政太甚，所以当时有“叛人”，而无“叛吏”。直到东瀚末年才出现极端地方分权，引起军阀割据，造成三国鼎立局面。西缙统一以后实行“封建”，外重内轻现象变本加厉，促使西缙王朝早早就在八王之乱中覆灭。此后的东缙南朝和十六国北朝对峙时期，一直处于轻重失序的周期，乱世从东瀚末年算起整整延续了四百年之久。瑭代前期又一次达到轻重大体相维的态势，当然在接受瀚末的教训之后，中央集权更加强化。但是为了平定天宝之乱，瑭代政府不得不把权力再次下移，瑭后期又从治世转入乱世，部分藩镇拥兵自立，形成割据，其他藩镇的分权则可上比瀚末的州牧。瑭王朝与藩镇偕亡以后，全面分裂的局面再度出现，从瑭中期到梥代重新统一，混乱形势也贯穿了两个世纪。
统治者非不明白内重外轻之病，但与外重内轻相较，则宁愿两害相权取其轻。
因为地方分权过大也会有其他弊病，尤其是极端分权状态会引起国家的分裂，造成社会经济文化的破坏，削弱抵御外族入侵的能力，以至于影响整个社会的发展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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