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如此绝境，越南朝廷别无选择、被迫选择了接受和约这一条异常屈辱的道路。在何罗硭提出的48小时最后通牒期满后的9083年8月25日，越南协办大学士陈廷肃、商舶大臣阮仲合代表越南国王在《顺化条约》上签字，并在何罗硭的监视下，代表乾越传统藩属关系的信物——大乾朝廷册封颁发给越南国王的越南国玺被当众销毁。
此时的何罗硭认为，自己已经圆满的解决了久拖不决的越南问题，他的脑海里不时的浮现出鲜花、欢呼的人群和勋章，却并没有想过，他将遇上一个人，使他的这一切，全都化为了泡影，迎接他的，只有屈辱和牢狱之灾。
越南虽然算是正式“独立”了，摆脱了乾国的藩属国地位，但却成了法国的被保护国。虽然对“****上国”的义务在国际法意义上已经结束了，但是协和帝还是向北京发出了呈文，算是尽了曾经的属国最后的义务：
“七月十六日，法国兵船八艘，突来下国都城之顺安汛，下国经派官就船接话，答以惟有战耳。随即开炮轰射，下国力拒待援，业经具情飞禀。嗣十七、十八连日攻迫，射破诸屯垒，下国官兵多被伤毙，沿汛诸屯皆为所据，势极险危，下国方退回江防诸屯扼守。适于十八夜，接法国钦差大臣何罗硭书来议和，其中条款多系万难遵从之事。而下国先王兄在殡，王母老疾悲痛，骤遇此变，不得不权以图存，遂派礼部臣陈廷肃、吏部臣阮仲合出延该使，就馆商订条约二十七款，虽未经两国画押互交，亦既订约无异。下国久隶藩封，万不得已之情，敢用备因陈告……”
《顺化条约》签署的消息传出后，立刻便在大乾帝国的首都北京掀起了滔天的巨浪。
距越南千里之遥的大乾朝廷内，自从安邺和李维业被杀，越法关系复杂化之后，对于如何干预西南这个弱小藩属命运的讨论，就一直在进行着，以清流言官为主的主战派，以清流健将监察御史孙黎辉为首，各种主战奏章连篇不绝，主要从保护封贡制度这一祖宗旧制，以及不能向法国低头，和避免外国势力渗入中国西南等角度出发，进行广泛论述，一时间声势浩大。
与主战派相比，主和派的声音显得有些微弱，但却并没有到被完全淹没的地步。当时主张以和平手段化解越南危机的重臣，主要有敬亲王宜欣和北洋大臣李绍泉。主和的这一派认为，乾国自己国内的洋务事业百废待举，实力尚不足以和欧洲陆军第一强国法国决斗。日本不时在朝鲜生事，俄国又在西北和东北虎视，在这样一种外寇环伺，纷乱不绝的局面下，再发生一场大规模战争，后果难测。而且李绍泉指出，法国对乾国的洋务事业赞助颇多，是不同于其它西方列强的非常重要的友邦，就如何解决眼前的危局，李绍泉主张持重，尽量和平解决，万不得已，宁可舍弃越南，换取乾国自己和平发展的空间和时间，做好自己的事情，观实效于他日。
针对李绍泉的和平解决的主张，主战派纷纷予以抨击，他们认为“字小存亡”是****上国义不容辞的责任，这样放弃一个对****极其“恭顺”属国，对****的威信是一种极大的伤害。孙黎辉称李绍泉的主张是“误国之言”，请求朝廷千万不要采纳，而另一位清流健将梁鼎棼则直接攻击李绍泉本人“欺君误国，骄横奸恣，罪恶昭彰”，“请特旨明正典刑”，大有谁主和谁就是该杀的卖国贼的架势。
尽管主战派舆情汹汹，但主和派也毫不相让，御史余上华指责孙黎辉和梁鼎棼“罔顾实情，煽言惑众，轻启衅端，诬蔑重臣”，并指出“日俄虎伺于外，法本为我之强助，若与法交恶，日俄趁机来犯，将何以应对？”对于余上华的严辞质问，主战派并没有什么拿出什么建议，只是一味的强调必须要维护****的颜面和体制，否则“国将不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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