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廷最终宣布杨乃武葛毕氏无罪。但这个判决并没有获得朝廷内部重臣的认可，左季皋即是其一，他迅速找到机会，将在此案中被朝廷免职永不叙用的的前浙江巡抚杨昌浚再度保奏出山，以示抗议。
一桩明明白白的冤案，为什么会出现诸多朝廷重臣反对平反的局面？
杨乃武一案进京申诉后得以翻案成功，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同乡好友的资助，为申诉提供了经济后盾；杨乃武的举人身份带给了他一张科举时代的官场关系网——由“同年”的帮助，到浙江籍京官的联名上书，最后到帝师翁叔平出面，案情直抵宫闱，这一申冤脉络得以形成，全赖杨乃武的举人身份；此外，《申报》和《点时斋画报》对案情做长期持续的跟踪报道，在民众中造就舆论压力，也是重要因素。
但是，促使朝廷连续下发十三道谕旨，一再将此案发回重审，直至开棺验尸的关键动力，并不是草民冤情的真相，而是政治上的考量：朝廷希望借此收回死刑裁判权，敲打地方督抚，重塑中央政府的权威，而之所以选择浙江，是因为浙江是重要的财赋之地，长久以来一直由左季皋的楚系人马所把持，成了左季皋的财源重地，朝廷对浙江水泼不进，一直非常恼火，这一次刚好有了这样一个机会，是以充分的利用了起来。
刑部重审结案前夕，御史王昕所提交的一份奏折最能体现朝廷的这一用心。
王昕在奏折中严厉指责浙江官员“徇情枉法，罔上行私，颠倒是非”，斥责巡抚杨昌浚“藐法欺君，肆无忌惮”；进而推及所有地方 大员，担忧“大臣倘有朋比之势，朝廷不无孤立之忧”；建议朝廷严惩杨昌浚等官员，以此扭转疆臣藐法欺君之局面，“以伸大法于天下，以垂炯戒于将来。庶大小臣工知所恐惧，而朝廷之纪纲为之一振”。
朝廷很欣赏王昕的这道奏折，下发谕旨批示说：“各省似此案件甚多”，命刑部“彻底根究”。
王昕的奏折是秉承帝师翁叔平之意而写。作为扭转杨乃武一案的关键人物，翁叔平此前曾对敬亲王如此说道：“冲龄之至，太后垂帘，是所谓‘孤儿寡母’的局面，弱干强枝，尾大不掉，往往由此而起。征诸往史，斑斑可考。王爷身当重任，岂可不为朝廷立威？”
圣平天国之后，地方督抚坐大，死刑裁判权也由中央下落到地方。朝廷既然希望“立威”，则案情的真相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得出符合朝廷需要的“案情真相”，换言之，即使此案地方官员并未错判，倘若朝廷一意坚持，最后的真相仍然只能是朝廷需要的那个“真相”。由此，地方大员如丁直璜们的不满，也就不难理解了。
在举人杨乃武的亲人们的进京申诉之路上，出现了形形色色的“贵人”，他们中间有杨乃武的同窗好友，有仗义资助的浙江籍商人，有大批浙江籍的京官。没有这些人，杨乃武的家人申诉次数再多，他们也不可能获得帝师的注意，更不可能得到多达13道重审的谕旨。
这是一名绅士，在帝国司法体系里所能够拥有的特权。
与杨乃武及其亲属坚持不懈的申诉形成对照的，是葛毕氏自始至终的沉默。自酷刑诬服之后，直到冤情洗刷，葛毕氏安于命运的不公，始终不曾要求申冤。
葛毕氏是真正的草民，她没有杨乃武那种举人身份带来的人脉资源，所以，她不申诉，也不申冤。结果，也确实没有人顺道替她申冤，无论是在京浙籍官员，还是秉承圣意的御史，他们的奏折里只叙述杨乃武之冤，而始终未提葛毕氏所遭受的冤屈。
同样，玉仙和葛毕氏一样都是真正的草民，所以她的死因真相是什么，也同样没有人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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