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顺并不知道，阿古柏事后清点战果，把所有割下来的乾军首级在清点完以后统统埋入一个大坑，填埋成土包，并立碑刻石来炫耀自己的胜利。
乌鲁木齐之战，是乾军入疆以来败得最惨的一场战斗，也是最让人惋惜的一战。
乾军凭借着数倍于敌的优势兵力，以犁庭扫闾之势开局，在距离胜利最近的时候，居然因为一次意外的爆炸而中道崩溃，演成大败，实在让人扼腕叹息。
如果没有那门劈山炮的意外炸膛，乾军便能顺利攻入城内。左季皋的作战计划虽好，但是这一次，他的运气实在是太差了。
时人记述乌鲁木齐之役时，只用了这样寥寥几句：“……忽劈山炮一尊破，误失火与药柜，药发冲天，一军惊溃……”也就是说，乾军的胜负完全取决于一门大炮。这样下结论，是否公平？
也不尽然。
乌鲁木齐之战确实是因为一个偶然性的意外而出现了这样的转折，但在这偶然之中，又蕴藏着某些必然。
如果战前，左季皋不去验证他那个“长短互补”的理论非要用旧式劈山炮，只用西洋大炮攻城的话，局面或许会大不相同。
如果不是左季皋急于建功，合围强攻，而是“围三阙一”，说不定阿古柏和白彦虎便会选择出逃，而不是困守坚城。
如果董福祥的部队严守纪律，不抢攻入城，而是留在阵位上护卫炮兵阵地——毕竟被爆掉的只是劈山炮阵地，攻城主力的西洋攻城炮阵地还完好无损—— 说不定叛军还不敢轻易的出城冲杀。
如果方春发、陈百顺与张俊三部骑兵在事发后没有逃走，而是前进支援，说不定叛军的反攻不仅会被扼杀在萌芽中，还有可能顺势一举攻下乌鲁木齐城。
如果乾军诸部都像刘超佩、戴宗骞、徐得功等人治军有方，虽惊不乱，一营一营徐徐后退，叛军便不会有这么多机会展开屠杀。
这一连串“如果”说明，乾军在进攻之前，已经存在着严重的纪律问题。诸部各行其事，打顺风战就一窝蜂地冲，战况不利就一哄而散，缺少整体的协调性。哪怕是左季皋亲自坐镇指挥，情况也没有多少好转。叛军面对的，实际上不是一支2万人的大军，而是一大堆支离破碎的小部队。这样一支军队，面对少数敌人会发生溃败，其实一点都不意外。
而这场败仗也说明，左季皋虽以镇压圣平天国之乱而闻名天下，实际上他擅长的是策略而非实际指挥，在平定陕甘回乱及收复新疆的作战中，他本人一直从事的是后勤方面的工作，主要的作战都是由部将刘松山（阵亡后由侄儿刘金堂接替）、金顺、张曜指挥的，他本人并没有指挥过一次战役，而这一次西征新疆到了最后关头，在喀什噶尔、玛纳斯、达坂城等叛军坚固据点相继拔除，阿古柏叛军已然穷途末路之际，他亲自指挥的这场战役竟然打成了这个样子，可以说让时人大跌眼镜，也让他从“擎天之柱”的云端掉落了下来。
乌鲁木齐之战中，乾军的伤亡数字一直存在争议。叛军向俄国人和英国人声称斩下12714颗乾军首级，数字有零有整，听着象是那么回事，英国人和俄国人也都信以为真，但这个数字水分实在很大，即使是真的，也很可能是叛军冒杀新疆平民或城中的民夫，去凑歼灭乾军的总数，以前这种事他们就经常干，阿古柏攻陷和阗时，便声称杀死敌军5万人，其实当中大部分都是平民百姓。
事实上，乾军的伤亡并不如外界想象的大。
乾军伤亡最大的部队，是董福祥的三个营。这支部队共计1500人，最后只剩下不到100人， 基本上等于是全军覆没。另外戴宗骞的部队为两个营1200人，伤亡大约是在250人左右，损失不到四分之一；刘超佩所部伤亡率也差不多，两个营1200人，战死者有200多人，也就是说，最靠近乌鲁木齐城的这些部队， 阵亡总人数不超过2000人。
乾军的其他部队里，方春发、陈百顺与张俊早早地就跑了，又是骑兵，基本没受多大损失。徐得功部因为是主动进攻，打了叛军一个措手不及，救出刘、戴两军后撤退也很及时，伤亡也不大。 其他如万淮、冯桂增、刘宏发等军，本就不在主战场，跑起来也不是叛军能追及的。值得注意的是，乾军在乌鲁木齐之战前后均无将领死亡，指挥层在大溃败中并未蒙受巨大损失，他们还维持着最低限度的组织度。也就是说，在这一场溃败中，乾军不是完全地跑成一片散沙，而是以各军将领为一个个小核心，拼命向后方运动。伤亡情况基本上都出现在这些小核心外围以及后面的离散乾军。这些人跑得很散，看着很多，但实际上数量并不大。
董福祥部可以说全军覆没，姑且不论；戴宗骞、刘超佩以步兵深陷敌阵，伤亡率约为25%， 那么位于阵后的其他骑兵部队伤亡肯定不会超过这个比例，2万乾军，实际伤亡大约在3000人左右。
3000人，足足3000名乾军士兵倒在了乌鲁木齐城外的土地上，倒在了距离胜利最近的时刻，这足可以称为西征以来的第一惨败了。如果不是金顺随后攻克了乌鲁木齐城，这场惨败足以成为左季皋军旅生涯最大的污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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