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事情都有两面性，全民公决可以把责任转嫁到国民身上，但是佐藤健内阁的威信可就要大打折扣了，再要像从前那样得到人民的拥护，或者说带领国民重新建立起一个强大的日本可就难上加难了，想成为日本历史上最伟大首相的梦想，也就永远不会实现了。
佐藤健的眼睛流下了两行浊泪，拿起文件认真看了起来，十五分钟后颤抖着手，吃力的在文件上签下了名字，他此刻感到既悲哀又无奈，有一种在投降书上签字的感觉，。
“中山君，我任命你为这次全民公决的最高负责人，这件事情你就去办吧。”
所谓的民公决，指的是一些民主国家决定宪法修正、领土变更、国家前途等重要决策的表决方式，其主要形式为所有具有投票权的公民，通过投票的方式同意或不同意某一决策，以简单多数作为判断依据。
全面公决的理论基础是人人平等，每个公民都有参与政策制定的权利。的确，全民公决能够获得最大的民主，可以更明确的了解人们的真正需求，而不是通过选举出的代表来获得。这样也防止了国家重大政策的制定被少数几个人*纵。同时，全民公决也可以培养公民的政治责任感。
但是，全民公决并不是一个完美的制度。首先，每一个投票者只会关注自己的利益，而不会或很少去考虑国家整体的利益，因此某些政策的制定不能够达到国家利益的最大化。此外，全民公决有威胁人权的嫌疑，简单多数的通过办法，使得那些少数人的权益没有办法得到保障。
此外，全民公决与其他制度相比，更易受到媒体的影响，因为选民中的很大一部分，并不知道政策的真正影响，而只能通过从媒体获得的信息来做出自己的选择。因此，能够控制媒体的人也就很容易*纵全民公决的结果。在总统制或者议会制中，这种事情发生的可能性较小，因为被选民选出的代表在教育水平以及获得信息的渠道方面，和选民相比有很大的优势。
同时，全民公决的成本显然要远高于其他政治制度，因此不可能过于频繁的进行，而这种问题在议会制中就不会存在。另外，全民公决不可能具有很强的实时性，一次全民公决从准备到结束花费的时间要以周甚至以月计算，这也就不适合那些必须迅速做出决定的问题。
总的来讲，全民公决的确是国家在面临重大问题时的一种决策手段，也是最高领导阶级推卸责任或者逃避惩罚一种手段，对国家最高领导威信的杀伤力也是巨大的，所以这项制度无论在哪个国家都是很少使用的。
佐藤健此时面对华夏的强大压力，决定采取全民公决的方式决定日本的未来，也就是说他和整个日本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了。
这次的全民公决，日本全国可谓是发挥出了极高的效率。当天下午中山太一将全民公决的提议呈交到国会，第二天日本内阁参众两院就批准了这一项临时法案。
日本媒体在此期间也做了大量的报道，动员全国民众积极行动起来，参与到这次的行动当中，投出决定日本命运的一票。
不到三天的时间，就有百分中八十以上的民众参与了投票，最后的统计结果显示，要求与华夏通过何谈的方式，解决两国争端的民众，竟然达到了总投票人数的百分之八十七。
投票结果与程序符合日本法律规定，这就意味着佐藤健内阁必须要以和谈的方式，解决华日两国的争端。全民公决还否决了极右翼分子提出的与华夏开战的要求。这次的全民公决可谓是上下同心，也显示出日本普通民众不愿意加入一场战争的意愿。
全民公决给佐藤健内阁带来了喘息时间，来自民众的压力也随之减轻了，再也不用像以前那样漫无目标左右摇摆了。虽然还有一些小报依然在宣扬要与华夏开战，但这都是非主流声音，已经左右不了日本政局。
佐藤健在公开讲话中宣布，内阁将尊重全体国民的意愿，但为了迎合部分右翼分子，佐藤健还同时宣布，不排除与华夏进行一场战争的可能。他的这个讲话也没有什么实际意义，说到底就是虚张声势，想在以后的谈判中为日本争取更大的利益。
两个小时之后，日本全民公决的情况就被华夏中央掌握到了，这个结果对华夏来讲也是一个好消息，既避免了一场战争，又能达到制服日本的目的，真可谓是不战而屈人之兵。
当天晚上，中南海怀仁堂灯火通明，九大常委在此举行了一次紧急常委会。当一号首长在会上通报了日本全民公决得结果之后，全体常委的脸上都露出了满意的笑容。
“日本这次的全民公决体现了民众的根本愿望”人大常委会主任高旭正首先讲话：“这就是说日本并不想与我们进行一场战争，和平还是占主流的嘛。我们要在这次会上画出一条底线，做好与日本政府谈判的准备，建议由穆国兴同志全权负责这项工作”
对于高旭正的提议，常委们纷纷表示赞成。政治体制改革之后，国家事务全部交给了由穆国兴为总理的国务院来负责，事关华日两国关系的问题，属于重大的国务，自然是由穆国兴来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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