眼看进入十二月，崇祯年就要过去了。
阮大铖找到了一个对付东东林人的新理由，那就是当北京城陷落的时候，一些东林系和复社的官僚投身大顺政权，而当李自成败退北京之后，他们其中的一些人又回到了南方，其中就有东林名士陈名夏、项煜。
阮大铖说他们是大顺政权派来的特务，要求进行清查。就这样经过紧锣密鼓的准备，崇祯十七年十二月正式发布顺案，处分共分六等。一等磔。有宋企郊、牛金星等十一人。二等斩秋决。有光时亨、周锺等四人。三等绞拟赎。有陈名夏、项煜等七人。四等戍拟赎。有钱位坤、侯恂等十五人。五等徒拟赎。有宋学显、方以智等十人。六等杖拟赎。有潘同春、李等八人。
就这样顺案作为抵制东林党重提逆案而被提了出来，并最终扩大化，阮大铖想要把东林党人彻底打翻在地。顺案对于弘光政权的消耗是巨大的，当那些“正人君子”们投降李自成的消息传到江南，人们都震惊了。所有人都对这些信奉儒家纲常的叛徒感到愤怒与不解，尤其是当人们听说这些降顺的东林党人甚至将李自成比作尧舜，并劝说李自成速速平定江南的时候，人们更感到齿于此类人为伍。巨大信仰崩塌的反差在江南掀起一场地震，这些降顺文官的家人、亲朋好友再也没脸见人，任何象征家族荣耀的牌匾、祠堂皆被愤怒的学生们砸毁，甚至他们的房子也被人放火焚烧，无论顺案中的人日后是投降李闯还是满清，他们在历史上，甚至包括他们的后代都被牵连了。
顺案的发生使得一部分打算南下的官员就地投降满清，已经回到南方的官员在家乡呆不下去，纷纷逃了出去，有的逃向湖广的左良玉大营去唆动左良玉，还有的人跑到扬州的史可法大营。
在制造顺案打击东林和复社的同时，马士英、阮大铖又着手翻逆案，并重新出版《三朝要典》。但这些都被弘光抵制住了，虽然马阮的理由冠冕堂皇，虽然东林党反对弘光登基，但朱由菘还是否决了马阮的提案。这个朱由菘在政治上好像并不是一个完全的傻鸟，他还知道不能推翻一些不该推翻的东西。
虽然大的框架被朱由菘敲定，但个别逆案中的成员复归政界已是势所必然，除了阮大铖担任兵部侍郎外，张捷开始担任吏部尚书，蔡奕琛担任吏部侍郎，杨维垣担任通政使。
马阮集团对东林和复社的打击绝对不仅仅只是依仗顺案，这种打击是全方位的。他们联络宗室、勋贵、宦官发动对东林和复社的全面排挤，这种排挤对新朝政权的伤害是无疑的，它降低了这个政权的凝聚性，使得这些受打压的人纷纷投入满清或者大顺，再或者跑到左良玉和史可法那里去煽动。
这时候，更加意外的一件事情发生。有一名北来的僧人，他在南京的西华门外当众宣称自己是出自于齐藩的宗室，曾获封齐王，因兵乱流落在外，乃以僧人作为身份掩护来到了南京，法号大悲。
大悲起初信口开河说崇祯时封他为齐王，他没有接受，又改封吴王。声称“潞王恩施百姓，人人服之，该与他作正位”。兵马司的官员见他语无伦次，形迹可疑，遂将他抓了起来。
这件事让整个江南很轰动，京师提督赵之龙奉弘光帝之命审讯此案，他很快发现，这个大悲和尚说话颠三倒四，毫无可信之处。大悲先是说，崇祯起初封他为齐王，他拒而不受，后来崇祯又改封他为吴王。接下来他又推翻了之前自己发布的崇祯并未殉国身死的说法，称“今潞王贤明，应为天子，欲弘光让位”，“潞王恩施百姓，人人服之，该与他作正位”，改为支持潞王朱常淓称帝，要求弘光帝主动退位让贤。
官员哪里会信他的连篇鬼话，遂以大刑侍候。吃不住痛的大悲很快招供，他本姓朱，安徽休宁人，十五岁就在苏州的寺院出家为僧，他招摇撞骗的目的，无非是想趁乱蒙蔽他人罢了。因为他知道，福王朱由崧继统并不受欢迎，所以他自称亲王，想要颠覆弘光政权的说法在民众当中确实获得了一定的支持，有不少的追随者。
结果很荒诞，大悲和尚不过是个疯狂而拙劣的骗子，案件没有再追索下去的必要，于是准备结案。但是，已经升为兵部尚书的阮大铖却不这样认为，他坚称背后必定有幕后主使者。阮大铖先是派遣亲信前往审讯，从大悲的口供里罗织罪名，将东林党首领钱谦益、内阁高宏图、礼部尚书顾锡畴、都御史易应昌、刑部尚书解学龙、副都御史袁继咸、翰林吴伟业、科道姚思孝、乔可等人，都列入到了这个总共一百多人的黑名单当中，想把这件本来很普通的诈骗案，捏造成一起众人支持潞王称帝、妄图颠覆弘光政权的谋反案件。
阮大铖拟定的这份黑名单里，大部分是东林党人和复社的成员，双方的仇怨由来已久，阮大铖这是明显举起了报复的大旗。
而在此时，钱谦益也知道了阮大铖正在罗织罪名陷害自己，赶紧上疏辩解，抨击阮大铖的拙劣指控，矛盾开始公开化。事情被捅到了内阁首辅马士英那里。老奸巨猾的马士英在了解了经过以后，很快就意识到阮大铖所罗织的罪名很难服众，有可能会把自己也扯下水，遂拒绝支持阮大铖发动清洗。这样，案件才以大悲被判公开处决而了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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