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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七已经在陕州有些不耐烦了，他等待的时间太久了。
除了看守陕州的浮桥，柳七的派出斥候已经深入山西境内很远，五天后，斥候终于带来消息，移师大军出现了。
这时候，柳七已经已经把黄河附近的县城和大一些的镇子吃的有些怕了。好在这些瘟神一样的官军很礼貌，尽管柳七没有使用过一次暴力手段，这些地方也没有人敢说过一个不字。因为，这些地方名义上属于李自成，柳七有充足的理由杀掉这些所谓地方官。
浮桥并不宽，尤其是对于装载粮食的大车来说。为了安全，这些装载物资的车辆不能排着队通过，只能分开通过浮桥。庞大的人流和载有物资的车辆几乎用了一天时间才完全通过了这座浮桥，后面的路程终于要一马平川了。
陕州所处位置是河南的最西端，下江南必须往东偏南方向，这需要横穿整个河南。
春季本应是一年中最繁忙的季节，野外一片绿色，可惜，这个河南境内一片荒草凄凄，农田中罕有人痕，路途中碰到的人更是少之又少。
道路很平坦，骑兵和斥候四散开来，几万大军聚积，安全不用担心。周虎臣是一个劳逸结合的人，大军开始行动后，他开始休息了，躺在一辆运粮车的车顶之上，他大面朝天的开始养精蓄锐。
第二天，大军到达渑池县。这个被战争荼毒的破败不堪的县城竟然还有官员，大顺的官员。
十几万人在城驻留让渑池县的官员心惊胆战，犒劳朝廷大军自然义不容辞。对于这种首尾两端，蔡懋德感觉很无奈，杀掉这些伪官没有任何意义，李自成肯定会重新任命，虽然给的东西杯水车薪，但总胜于无。
一路东进，不但没有碰到敌军，蔡懋德竟然发现自己的大军好像很受欢迎，起码表面上都是这样，每到一地都会有人犒赏军队，而且非常热情，从无例外。无论是真心还是假意奉承，这让蔡懋德开始信心百倍，这个移师江南看来是正确的，而且并不算特别艰难。
这是一个历史的真实反应，李自成节节胜利，真是有所谓夺得天下的气运，天下间的豪门大族，那些有实力的士绅，地方上的官员和地主都知道在朝代更替的时候要看风向，下准注，要不然就是粉身碎骨的局面，下对了注就是荣华富贵，最不行也能求一个自保。在后来的建奴入关后同样如此，当然也有人在反抗，但投降做顺民的还是大多数。
谁来了都一样，只要不大肆掳掠，这些地方官员和士绅都很乖巧，知道怎么去做才会求一个安全。蔡懋德带领的是正经的朝廷军队，这些地方官员士绅更是噤若寒蝉，害怕惹祸上身。
就在山西十几万人还在前进的时候，流窜南下的官员和商贾已经让江南传遍了北京失陷，崇祯帝驾崩的消息。
南京有一套完整的统治机构，这些官员以南京兵部尚书、镇守太监、南京守备为首，崇祯帝驾崩的消息被确认，虽然是一个晴天霹雳，但南京作为陪都的重要性也显示出来。不几日，在为崇祯皇帝举办丧事的同时，江南的政治风潮开始暗流涌动。
先帝驾崩，必须另立新君。作为执掌兵权的南京兵部尚书，史可法现在最有发言权。而按照华夏传统，是以嫡长子继承制，血统为贵，现在的大明藩王中，应以福王、桂王、惠王为最佳人选。
福王朱由菘在三藩中年龄最大，再加上他没头苍蝇一样乱跑乱撞，正好跑到南京附近的淮安。比起其他两个远在广西的藩王，福王朱由菘自然近水楼台先得月。然而，事情远远没有这么简单。江南士绅中东林党人最多，他们掌握着江南的舆论权。显然，福王朱由菘并不符合东林党人的利益。
说起东林党和福藩的过节，这还要追溯到很久以前。朱由菘的父亲，福王朱常洵是万历时期“国本之争”的失败者，当时万历皇帝宠爱郑贵妃，更是将郑贵妃的儿子朱常洵视若掌上明珠，加上郑贵妃整天在万历皇帝枕边吹风，万历皇帝早就有废长立幼的想法。万历皇帝先是封了郑氏为贵妃，而长子的母亲却还是妃子，这是不合古制的，其次是在朱常洛长大后迟迟不让他上学，然后又想出了三王并封的主意，将众皇子都封为王以降低长子的地位，被大臣们（主要是东林党人）所阻而没有得逞。之后在立太子的问题上，双方争夺激烈，东林党人根据封建宗法制“有嫡立嫡，无嫡立长”的原则，坚决反对立朱常洵为太子，拖延了十余年，后来长子朱常洛才被万历皇帝立为太子，而朱常洵最终被出封洛阳为福王，这个福王最后在洛阳被李自成所杀。所以作为福王朱常洵儿子的朱由菘，对东林党人从心理上显然没有什么好感。东林人自然害怕朱由菘称帝后报复东林党，也害怕他偏向于东林党人的对头——阉党。
于是，由利益出发，以福王昏庸为名，东林党开始大肆制造舆论，坚决反对立福王朱由菘为帝。这些人以东林领袖钱谦益为首，以立贤为名，东林人士大张旗鼓地推出了一个莫名其妙的继承人——潞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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