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睿想着，对李承乾拱手一礼，道：“不知秦兄何以问突厥事？”
李承乾忙道：“实不相瞒，家父也在朝中为官，自渭桥之盟后，突厥不顾信义，屡屡翻遍，屠我城池，掳我子民，家父身为社稷重臣，自是每每因此而忧心，身为人子，却不能为父分忧，在下也是惭愧难当，近闻杜公子大才，特来求教，还望公子不吝赐教。”
杜睿闻言点点头，沉吟了片刻道：“今日突厥之于我大唐，便如当年匈奴之于两汉，突厥人生活习惯原始，不事农耕，喜逐草而居，且突厥人自幼便生长于马背之上，以游猎为生，弓马娴熟，我大唐的弓箭最多可射两百步，而突厥人的弓箭却可于纵马奔驰之间，射中三百步之外的目标。况且突厥骑兵来去如风，飘忽不定，今日在东，明日在西，反观我朝，因久事农耕，民众喜安，于兵事处，与突厥作战，更多时也以建城据守，纵使取胜，也无法做到斩草除根，突厥人要来便来，要走便走，胜则洗劫钱财，掳掠人口，败则纵马远遁，无迹可寻。”
李承乾听着，眉头也渐渐的皱了起来，随声道：“杜公子所言，确实切中要害，却不知，我大唐欲要胜他，该如何行事？”
杜睿笑道：“若要胜突厥，却也不难，突厥人不事生产，以劫掠为生，必不能长久，而我大唐富有四海，天下之民，何止亿万。欲要彻底剿灭突厥，其一便是娇其心志，劼利虽为一代人杰，然突厥事却非他一人能断，多贿金珠宝贝以分其心，让其无法统一诸部，并力南下。其二便是易其风俗，将我中原所产丝绸，茶叶，瓷器等奢侈品大肆倾销到突厥诸部，慢其心，堕其志，使之安于享乐，不思进取。其三便是大力推行马政，使我大唐子民人人上得马，控得弦，纵使不及突厥铁骑精锐，然我大唐人多，用人海也能淹死突厥。其四便是分化瓦解，在下听闻突厥除去劼利之外，尚有突利，可遣人结好突利，许之以利，便是无法使两人反目，也要使突利于劼利南下之时阴奉阳违。”
李承乾听着，不禁大为兴奋，这些事情听起来浅显易懂，并不十分高明，但绝对行之有效：“杜公子！如公子言，突厥可破？”
“可破！”杜睿点头道，“非但可破，一两载之间，便可见分晓，只是不知破突厥之后，我大唐将如何对待罢了！”
李承乾不大明白，诧异道：“杜公子何出此言？”
杜睿想到历史当中，那些一向标榜着宽厚仁慈，张口仁德，闭口王道的士大夫，心里就不禁一阵气闷，道：“我华夏自汉以降，于外族处，颇多仁惠，然东汉抚诸胡，而有五胡乱华，可见一味仁德王道，根本无法彻底解决边患，唯有王霸并行，方才能一劳永逸。”
“王霸并行？”李承乾一直以来受到的教育都是如何成为一个仁君，像杜睿这样教他行霸道的还是头一次听到，“不知这王道与霸道又和分别。”
杜睿道：“所谓王道，便是行圣人之言，以王者的气度去包容，对待他人，治理国家，孟子认为‘王道’是实行仁政的根本，只有实行‘王道’才能四海归一。其实不然，王道和霸道是紧密相连的，二者相辅相成，不能独立存在。王道即为仁政之道，君主以仁义治天下，以德政安抚臣民。霸道即为争霸之道，君主凭借武力，刑法，权势进行统治。在下认为王道为霸道奠定基础，霸道为王道提供条件。而单纯以为只实行王道或霸道就能使天下大治，却是偏颇了。‘王道’诞生于社会稳定时期，‘霸道’则在社会动荡中孕育而生。”
“春秋战国时期，诸侯混战，社会动荡，战国后期形成七雄割据的局面，分裂混战了几百年的华夏大地上终于出现了些许统一的气息，而唯一能完成这一历史使命的便是秦国了，倘若秦国此时奉行王道，大施仁政，会有这么快的一统天下的局面吗？不会，可能天下还会混战几百年。原因何在？如若秦不东出，那么秦国与六国间则始终处于相对平衡，他们之间会互相蚕食，战争不断，统一大业遥遥无期。王道和霸道均产生和作用与特定的历史环境，正如萧何所言：用一般的将军，汉王只能立足汉中自保，如欲争天下，则非韩信不能。同样，若果战国后期秦奉王道弃霸道，则七国只能安邦，不能定国。”
“在动乱年代，若把霸道比作鸿鹄之志，那么王道就有些鼠目寸光了。当然不能否认王道，但如果一味奉王道为真理，为不可动摇的思想准则，却也不行，鲁国，武王弟周公的封地，也是大兴礼义仁政的国家，可最后的结果呢？还不是被齐楚两国步步蚕食而亡国吗？秦末农民大起义，陈胜吴广揭竿而起，最后刘邦，项羽逐鹿中原，其实他们也是恪守王道之人，但纷乱的天下形势迫使他们造反自保，他们追寻了霸道，统一天下之道。纵然如此，却也不能一味的追逐霸道，霸道因动乱而生，因统一和平而灭，只要和平永驻，霸道也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终有王道大行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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