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身份和职责不同。明朝的内阁是皇帝旨意的执行人，是由皇帝任命的，所谓的阁员，内阁大学士不过是皇帝旨意的拟稿人而已，执行的是皇帝的命令。明代的内阁制度不是权力分化的结果，内阁成员既行使立法权、又拥有行政权，还行使司法权，而西方的内阁是由议会选举而形成的，执行的是议会的决议，代表议会、代表国家元首行使国家行政权，受到立法机构和司法机构的制约，是三权分立的产物。
最后，植根之制度不同。这是二者的根本区别。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是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在明代，中国在南方局部地区孕育了资本主义的萌芽，但是几千年来中国一直以农为本，重农抑商，发展小农经济，所以这种新现的经济力量在当时的封建社会制度下可谓太渺小了。
另外，几千年的传统使得所谓的“资本家”即便通过资本运营赚到了钱也不可能有几个人有意识去扩大再生产，而是落入一个怪圈，经商、赚钱、买地、收租、当地主，从而成为可能的资本家又变成了地主，毕竟，商人再有钱也不会得到社会的承认与尊重。
同时，因为中国有先进的官员选拔考试制度一一科举制度，而使平民有参政的机会，所以根本不会有人去想：“通过革命实现自己的权利”，“去立法保障自己的权利”，还是怎么样。而一旦成为官员他们慢慢也就成为皇帝的忠实奴才了，而且入仕以后已经可以维护自己以及家族的既得利益，所以也就没有时间也没有必要去思考什么资本主义发展、使自己可以维护自己利益的问题了。
西方则不同，封建社会时期政权是被贵族阶层垄断，“资本家”即使再有钱也没有参政的资格和权利，只能在下议院发发牢骚，对国家起不到任何作用，也不能保护自己的既得利益，资产阶级的尊严随意被贵族践踏、利益被随意损害，为了参政、维护自己的既得利益，所以才会去思考推翻封建制度、建立符合自己利益的政体。
但是资产阶级胜利之初，也并不是所有人都是开工厂的、还有农场主、倾向资本主义制度的世袭贵族，所以因为利益上的分歧也就有了争论，于是政党诞生了。
有了政党才使得现代内阁制度成为可能，当然近代的政党政治和唐代、明代的党争完全不一样，政治基础不同。
一个政党通过选举取得了组织政府的权力，不得不组织一些人来管理国家，根据职责分配国家的权力，通过对权力的控制和对国家的管理，“合法”地实现本阶级的利益了，西方的内阁制度在新兴资本主义制度与传统的民主政治双重作用下应运而生！
相比于西方的内阁制度，在中国明代所形成的内阁制度未必就是落后的，至少以大唐目前的情况来看，借鉴明代的内阁制度，是更为适合的。
明代的内阁制度体系完整，模式固定。经过长期发展和不断完善，在明宣宗时期的政事处理形成了一整套政务流程：全国大大小小的奏章，都由通政使司汇总，司礼监呈报皇帝过目，再交到内阁，内阁负责草拟处理意见，再由司礼监把意见呈报皇上批准，最后由六科校对下发。
而最初时内阁地位较低，内阁的大学士从翰林院的侍读、侍讲学士、编修等人员中选用，后内阁地位不断提升，内阁大臣的选拔，一般从六部尚书或吏部侍郎等重要职位上选拔，到明世宗嘉靖年间，阁权进一步膨胀，阁臣不仅兼任六部尚书，而且兼署都察院，从而直接控制了部、院，由此形成了完整的内阁中枢体制。
当然杜睿也不会完全照搬照抄，至少历史已经证明了，明朝的内阁制度并非完美，明朝的内阁制度最大的弊端，首先就是内阁中阁臣数量不定，一般有首辅、次辅和几名其他内阁大臣，而首辅与其他阁臣往往没有明确的权力职责划分，权力、地位差距非常之大，以至于各阁臣往往为夺取、维持首辅地位而相互倾轧斗争，内阁争斗频繁，在一定程度上造成政局的不稳。例如严嵩与夏言、夏言与徐阶、徐阶与高拱、高拱与张居正之间为首辅宝座进行了激烈的争权夺利。
其次内阁的演变完全取决于皇帝的意志。明朝的内阁制实际上就是封建社会中央集权的极至发展与个人生理精力相对有限矛盾的调和，是明朝中后期的皇帝不堪承受这样集权理政的忙碌，而设计中央政事处理制度。尽管明朝中后期大多数皇帝昏庸无道，但始终牢牢把持着国家的最高权柄，内阁不仅要受到皇帝亲信的司礼监太监的牵制，更始终屈服于皇权的重压之下。内阁和阁臣权力的大小完全取决于皇帝对阁臣的信任程度和对其票拟的采纳程度。张居正之后，内阁渐渐失去皇帝的信任，内阁权力大减。
杜睿当然不会让这样的事情发生，在他所设立的内阁之中，首辅与内各成员之间的权利关系是被明确规定下来的，首辅享有最大的权利，但同时要接受内阁成员的监督，而内阁成员之间的权利划分也是相当明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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