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崇焕虽然并不怎么畏罪怕死，可看到能够避重就轻的机会，也不愿轻易放过，于是便赶紧答应道：“是啊，是啊。都怪袁某当初没有听从孙老师的教诲。所谓‘修身、起家、治国、平天下’，袁某连修身都没做到，又谈何治国平天下呢？真是不自量力。这几句话还请温大人转陈皇上……”
温体仁却眉毛一扬，特意对刑部大堂负责记录笔录的主簿说道：“这些不是本官询问的内容，只是姬爵爷的插话，不必记录，知道了吗？”
那主簿指着温体仁吃饭，虽然知道这几句话十分要紧，却也只能将自己记录满了的一张纸扯了去，撕成碎片，堆在一边。
姬庆文见状，倒也并不担心。
他心里明白得很——主簿记录的笔录，崇祯皇帝未必会细细阅读，可周延儒这个温体仁的大对头，却会将这几句话，原原本本，甚至添油加醋地同崇祯皇帝讲了。
就这样，温体仁刚问了一句话，便落了下风，只好又接着往下审问道：“刚才是第一条。现在是第二条罪状：市米资盗、里通外国。你擅自将朝廷功能供应的米面粮食，出售给蒙古兀良哈部，最后这些粮食又由蒙古人转卖给了满洲人。相当于将朝廷的米面，卖给了满洲，同里通外国又由什么区别？”
谈到这个问题，袁崇焕瞬间就没了方才那副卑躬屈膝的模样，眼中忽然间闪出一线灵光，凝神考虑了一下，说道：“温大人，是这样的。袁某当年身处辽东，那边是东北苦寒之地，几方势力却是错综复杂。且不论满洲内部那几部之间就未必团结，光大的势力，便有天朝、蒙古、满洲三股。其中满洲鞑子是铁了心的与天朝为敌，可蒙古人却是首鼠两端。因此，遇到蒙古饥荒时候，袁某也不得不视情出售一些粮食给蒙古人。否则，蒙古便会靠向满洲鞑子，同鞑子一道与天朝为敌。”
温体仁听了袁崇焕的解释，细心思考了一下，却道：“然而你卖给蒙古人的粮食，又辗转送到了满洲鞑子手里。就算你心中并没有资敌的动机，可粮食最终还是落到了满洲鞑子那边。即便如此，你是蓟辽督师，依旧负有失察不明之罪！”
袁崇焕毫不让步，说道：“温大人没有在前线待过，不知道前线的难处。军务不同于政务。政务不急于一时，可以缓缓商议，采纳众人意见之后再慢慢推行，对于重大事务，或许还可以找一两个小县试行一下，看看成效如何。可军务却不一样，危机和时机往往转瞬即逝，有时候决定做出了也就做出了，只要大方向是正确的，也难免会在细节上有些欠考虑之处。这点，还请温大人能够体谅。”
温体仁确实没有办过军务，但以情理推论，别说是袁崇焕口中的军务了，就是自己经手的政务，也未必就到了一切事务都无懈可击、天衣无缝的地步。
因此，温体仁打心底里是认同袁崇焕的这番解释的，可袁崇焕方才明里暗里是在说他不懂军务、不通军事、不明军情，这却又毫无疑问地侵犯了温体仁作为主审官的尊严和威仪，是不容接受的。
只听温体仁运足了气力说道：“罪臣袁崇焕，你这是……”
他话未出口，却听一旁的姬庆文淡淡说道：“温大人不愧是刑部尚书，审案的本事是一流的。依我看，袁崇焕失察之罪，可以坐实了。”
此言一出，堂上众人——从温体仁一直到袁崇焕无不惊呆住了。
他们都以为姬庆文和袁崇焕，凭着孙承宗的同门师兄弟关系，乃是天然的政治盟友，到了这个节骨眼上，姬庆文定然是会百般维护袁崇焕的，现在又怎么会主动给袁崇焕定罪呢？
其实这是姬庆文这几天同李岩反复商量好了的对策。
姬庆文从二十一世纪穿越过来，对于袁崇焕这个在互联网上没个十天半个月就要被揪出来分析一番的“老网红”也是颇有几分了解的。知道在实际历史上，崇祯皇帝是异常痛恨袁崇焕的所作所为的，否则就算是袁崇焕罪该处死，那也应当手下留情，让他自尽留他个全尸、或者送到菜市口上当头一刀也算痛快，又何必让袁崇焕受那千刀万剐的凌迟之苦呢？
据此，姬庆文同李岩几经商议，觉得想要强行驳斥袁崇焕的一切罪过，显然是不现实的，并且极有可能会引火上身，偷鸡不成蚀把米。因此只有来他个避重就轻，定谳几条罪不至死的罪名，既打发了崇祯皇帝，又不至于让袁崇焕去死。
而方才所言的“失察之罪”，便是这一指导思想下的产物——毕竟当官办事，就没有谁办事是不犯一点错误的，无非就是犯的错大一些、小一些罢了，处罚起来也不会过于沉重。
在场审问袁崇焕的这些大人们，一个个都是得道多年的人精，转瞬之间便听出了姬庆文这话的用意。
只听首辅周延儒立即附和道：“没错。袁崇焕身为朝廷重臣，就连这样显而易见的事情都没有意识到，真是有负皇恩理当受罚！”
温体仁的精明不在周延儒以下，自然也明白姬庆文的用意。只不过温体仁自以为留着后手，这条所谓的“市米资盗、里通外国”之罪也未必能将袁崇焕证到死处，能让他得个“失察不明”的罪过也算是可以接受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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