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莲教的事情上。
李岩替姬庆文些的那份奏章，由李元胤通过锦衣卫的渠道，不过三天时间便送到了远在京师的崇祯皇帝手中。
可姬庆文在苏州等来的，却不是崇祯帝的圣旨，而是师傅孙承宗的亲笔信。
原来眼下大明朝廷内外交困，同时应付关外满洲皇太极、应付陕西山西风起云涌的农民起义尚且捉襟见肘，再也不能让江南白莲教作乱再牵扯朝廷精力了。
而若是由崇祯皇帝颁旨进剿，便要经过内阁拟旨、司礼监用印、兵部谋划之后，才能真正调动军队。这样一来，恐怕圣旨还没有离开北京，就已闹得满城风雨了。
走漏风声倒是在其次，只是江南税收占了大明财赋的三分之二还多，要是江南出事的事情传遍朝野，难免会引得人心浮动，于民心、士气不利。
因此崇祯左思右想还是招来了忙于重建山海关防务的孙承宗，请他过来商议对策。
孙承宗考虑了一下，提出的建议也十分简单明了：就是要在最小的范围之内、用最小的代价、用最短的时间，敉平这场白莲教的叛乱。
可话说说简单，做起来却是极为困难。
要知道，据姬庆文的陈奏上来的可靠消息，浙、闽交接之地的白莲教匪，同几个月前大闹南京城的白莲教匪是一伙人。这伙人胆子大、实力强、在江湖上又颇有些声望，实在是一群不好对付的对手。
对此，孙承宗拿出来的对策是：从辽东抽调两千辽东铁骑入关南下浙、闽，再发动姬庆文麾下“明武军”，同江南守军会同进剿，必然能够一举成功；而这支军队统帅的人选，则是尚且关押在刑部天牢之中大的前蓟辽督师——袁崇焕。
关于军事部署的事，崇祯皇帝对孙承宗向来是言听计从的。
其实这样的部署，孙承宗在保证能够迅速平定白莲教之乱的前提下，却也未必没有什么私心：袁崇焕毕竟是他的得意弟子，并且确实是有真才实学的，现在朝廷正是用人之际，让这么个将帅之才埋没在暗无天日的大牢之中，未免有些暴殄天物了。
然而对于此番孙承宗的部署，崇祯皇帝却是毫不迟疑地拒绝了，而他拒绝的理由也是十分充分。
首先是辽东铁骑的问题。一来辽东同江南远隔千山万水，从那么远的地方调动兵马时间太长、开销太大、变数太多；二来满洲皇太极虽然受了重创，可元气还在，若是贸然抽走千余辽东精兵，皇太极未必不会乘机发难；三来辽东兵马的军纪是出了名的差，去年在京师城外、皇帝的眼皮底下，尚且闹出临阵脱逃的丑闻来，要是放他们去遍地流油的江南，说不定还要闹出什么乱子来。
至于统帅的人员袁崇焕——崇祯皇帝对他余怒未消，根本不可能在这个节骨眼上重新启用他去江南用兵。
孙承宗素来知道崇祯皇帝这位弟子的脾气，要是继续在这个问题皇上继续纠结，说不定这位脾气急躁易怒的皇帝，会当场下旨将袁崇焕处死。
于是孙承宗又拿出了自己的备选方案：在仍旧调集姬庆文的“明武军”和江南明军的基础上，征调沈良佐带去松江市舶司的两千京营军士，在征调四川土司三千人马，一同进剿白莲教匪徒。
可这样的部署却有一个明显的问题：一共是四方面的人马，又互相没有统属关系，到底由谁发号施令统一节制？
斟酌盘算了好一阵，崇祯皇帝还是决定以稳妥为先，下密旨由南京守备提督勋贵诚意侯刘孔昭提点、南京守备太监韩赞周任监军，会同指挥这次行动。
刘孔昭是初代诚意伯刘基的嫡派子孙，而刘基便是帮着朱元璋扫平群雄、驱逐鞑奴的军师刘伯温，至今在民间还流传着刘伯温足智多谋，乃至呼风唤雨的传说。因此单凭刘孔昭的身份，便能压制众军将领了。
而韩赞周则是自小伺候崇祯皇帝的老太监，办事一向还算稳妥，也不怎么爱出风头，乃是监军的最佳人选。
崇祯皇帝这个时候，对他这番自认为妥当的部署颇为得意，却不料真的当战斗打响之时，刘孔昭和韩赞周的组合，险些造成了不可挽回的后果来。
而避免这一后果的，则是孙承宗一句有心无意的问话：“皇上，记得姬庆文手里还有圣上钦赐的一口‘天子剑’，不知可否据此节制诸将？”
崇祯帝蹙眉道：“姬庆文这狗才，拿了朕的天子剑，只听说在进南京城时候狐假虎威了一番，也不见他用来办什么实事，真是辱没了朕的一番信任。这样，麻烦孙老师给姬庆文的信里多谢两句，让他遇到刘、韩两人有用兵不对的地方，尽管出头说话。姬庆文这厮什么都是半桶水，可手下能人不少，他肯替朕卖命，定然能够取胜。”
就这样，给刘孔昭、韩赞周、沈良佐、姬庆文等人的圣旨，便被崇祯皇帝以密信的方式，源源传递了下来。
在大明官场之上，皇帝的密信，比明发的圣旨的效力更高，上述几人接到旨意之后，不由分说便纷纷行动起来。
首先是南京城里的刘孔昭和韩赞周两人。
因前任南京兵部尚书熊明遇因白莲教一事，被崇祯皇帝下旨杀死，而新任南京兵部尚书的人选尚未确定，因此这两人便是目下南京城里唯二的最高军事长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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