姬庆文的态度是摆明了不想太太平平地将松江淀山港码头的事务交接给沈良佐，自然也就没有理由继续呆在港口之内。于是他同沈良佐告别之后，便连夜赶回了苏州城。
沈良佐这边自然也不会就此善罢甘休。
他首先想到法子，便是备上一份厚礼，跑到汤若望那边去，求他把去年以来记下的账册翻译成中文。可汤若望是同姬庆文在西安城里就认识的交情，再加上他的夙愿是在中国修教堂、传耶教，对沈良佐那些金银财宝的礼物根本不看在眼里，当然是不会帮助这位市舶司的新提举的。
因此汤若望一会儿说汉语、一会儿说德语，装傻充愣、言而无物，顾左右而言他，反正就是不愿将账册的明细通报给沈良佐。
沈良佐同汤若望详谈了几次，只觉得汤若望这个传教士，并不像传说当中的那些洋人一般实诚，反而更像是个同官府打惯了交道的老油条，真是针插不进、水泼不入。
于是沈良佐终于打消了从汤若望那边取得账册的打算，决定来他个釜底抽薪，动用起自己司礼监提督太监的面子，从南京户部、河道总督、江宁织造、杭州织造衙门里借调了八九个盘账高手，向从往来的淀山港码头的海商那里取得明细账册，再编成一篇总账——这本总账虽然同原始账册有些出入，却也是八九不离十了。
可姬庆文早就将工作做在了前头。
他知道在海港之内做生意的海商稳定性极强，多是固定的几个海商往返松江、日本、南洋等地做生意，而且大多会给大海商郑芝龙几分面子。
于是姬庆文便提前通过郑芝龙的渠道，要求海商们与沈良佐保持消极不配合的态度——做生意可以，账册则一概没有。
不过姬庆文这样的部署，后来看来却有些多此一举了。
因为大多数海商都是些在中原混不下去的农民，认识的汉字加起来也认不得一升，平素做生意也是讲究今朝有酒今朝醉，从来没有什么记账的习惯，要他们拿出来账册来，还真的就两个字“没有”。
不过郑芝龙此人素有异心，早就不想把身家性命全都放在姬庆文这一个篮子里头，现在平白无故多了个主官码头事务的市舶司提举沈良佐，他当然是要存心巴结的。
然而郑芝龙的儿子郑成功刚刚走了姬庆文的门路，被钦赐了官职和功名，一时之间也不好完全舍弃姬庆文这条线而转投到沈良佐名下。
因此脑子灵活、唯利是图的郑芝龙，决定暂时先同沈良佐维持住现在这种不冷不热的关系，看看形势再说。
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之下，郑芝龙当然是不可能冒着彻底惹怒姬庆文的风险就投靠沈良佐的。
相对的，沈良佐自然也就不可能得到包括郑芝龙在内的海商的支持，只能继续延续姬庆文之前的政策，而不能取得自己一心想要获得的码头往来详细账目。
所幸沈良佐到达松江淀山港的时候，不过是四月初而已，如果从现在开始重新记账，倒也可以掌握码头一年之中其他三个季度的经营情况，也还算来得及。
可经过一个月的记录，沈良佐居然发现了一件了不得的事情。
他原以为淀山港码头是个流金淌银的好地方，却没想到码头日常开销极大——光码头维护和码头工人的开支，就是一笔不小的支出，仅凭码头上收取的一点点关税，就连收支平衡都做不到，更别说是赚取大量银子进贡皇帝了。
这就让沈良佐想不通了——码头的开支是自己亲自掌握的，姬庆文连续两年进贡了几十万两现银也是事实。为什么这么繁忙繁华的一个码头，到了自己手里，就连维持日常经营都变得异常困难了呢？
他所不知道的是，姬庆文运营这座码头，完全参考了后世设立自由贸易区的思路。
那就是只收取极为少量的、仅具有象征性意义的管理费（也就是关税），用以形成成本优势从广州、泉州、宁波等几个具有竞争关系的传统港口那里吸引海商过来经营。自己则以织造衙门的名义，一边出售衙门出产的进贡绸缎、一边收购海商手里的产品、一边再将产品出售出去，从而赚取大量差价。同时又通过筑造围堰等方法，拒绝其他地方的商人入场经营。
这样一来，姬庆文实际上是把淀山港打造成了一个万众瞩目的大舞台，而舞台上唯一的主角就是自己。
而沈良佐空有了一个舞台主官的身份，却没有本事镇住整个场面，便无异于“替别人作嫁衣裳”，虚有其名而没有其实。
姬庆文这边，因暂时不用去管理码头事务，反而让他更有余力地去办理其他事务。
一方面，他延续了之前的做法，继续通过淀山港码头这一平台，向海商倾销织造衙门出产的彩织锦缎，该赚的钱一分也没有少。
一方面，他利用赚取的银两，让中国古代发明家宋应星主持统一改善和重造纺织机，租用和兴建厂房，并以高出市价百分之十的价格，大量雇佣熟练织工，逐步投入中低端棉布和绸缎的生产，占领苏州周边及海外市场的中低端市场。
一方面，让杨展、黄得功、孟洪等人领衔，继续加强“明武军”建设，补充在之前的战斗中损坏的武器，重新研究和改善面对骑兵、坚城时的战术套路，继续增强“明武军”的整体战斗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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