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空降旅携带了一部远距离电台，所以在得知空降旅与新四军军部已联系上之后，谢昌云便发了一封电报，让空降旅转交给项英、叶挺和新四军政治部主任袁国平。
袁国平在长征时先任三军团政治部主任，后来代理过一段时间一方面军政治部主任，那时正值一方面军刚翻过雪山、谢昌云卸任先遣队指挥员职务在总部无事可做，所以两个人之间虽然没有过多交往，但也不算陌生。
谢昌云在电报中告诉项英等，由于国民党方面的严密布置，目前新四军军部已无成建制突围出去的可能，为了保存基本力量和避免更多牺牲，下一步皖南的新四军人员可能会由第四战区接管，并移驻四战区的防区。如果国共双方最后确认了这一方案，他将收缴新四军的大部分武装，主要是为了防止转移途中再发生意外，待进入四战区辖区安顿之后，便可重新进行补充，并且不会打乱部队建制和干预部队管理，保证共产党所领导的部队这一基本性质不会改变。希望新四军领导把这当成是特殊情况下的一次移防，不要因交出了武器和暂时受到监管而产生误解，并协助四战区顺利完成移防任务。
在与谢昌云多次交道的过程中，项英知道谢昌云的性格是说到就会做到，做不到的绝不会空口许诺，所以对谢昌云电报中所说这些项英还是完全相信的。
而且到了这个时候，项英等新四军领导人也对谢昌云之前宣布冻结新四军经四战区的物资人员往来的举动有了一定的理解。
现在看来，谢昌云那样做一方面是对新四军可能会遇到国民党的极端行动进行提醒，一方面也是为这次公开救护行动埋下了伏笔。
可惜包括中央在内的各级领导人都错误的估计了形势，而没有领会谢昌云的意图。
在破例吸收了叶挺列席参加的新四军军分会和东南局会议上，项英宣读了中央和谢昌云的电报，并在众人意见趋于一致的基础上结论道：“大家分头下去做好部队的稳定工作，如果中央的决定与谢昌云电报的内容基本一致，我们就立刻集结部队向四战区转移。”
十一日中午，四战区的几十名医护人员、八十余辆卡车和救护车经昼夜兼程，于十一日中午赶到了茂林地区，与新四军医务人员一起开始了对伤员的进转运工作。
在重庆，从十日下午到十二日，周恩来连续几次面见蒋介石和何应钦等，同时还打电话给第三战区的顾祝同，并发动了重庆的一些知名人士出面，要求立刻解除对皖南新四军的包围、撤销对叶挺、项英和袁国平的通缉、允许新四军通过三战区防区继续向长江以北转移。
可是蒋介石等对中共的要求一概给予了拒绝，并反提出了军事委员会将宣布新四军为叛军、准备撤销新四军番号的处置办法，让中共予以承认。
眼见这次国民党态度坚决，在大的方面一步不让，周恩来只得暂时搁置其他问题，把交涉的重点转到了新四军的人员去向方面。
由于蒋介石与谢昌云事先有了约定，所以国共双方在这个方面立刻进入了实质性的谈判。
其实在对整个事件的处理上，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已经想通了并做出了决定。
毛泽东在给周恩来的电报中指出：“我党与国民党顽固势力的斗争，最根本的就是坚持我党的独立性，国民党可以作出决定，但我们也可以不承认这些决定。国民党要宣布新四军是叛军，我们就要宣布新四军是抗战的队伍；国民党要撤销新四军，我们就要以江北部队重新组建新四军军部，形成更有利发展的统一领导。谈判桌上不能获得的结果，并不代表在实际斗争中不能够得到。谈判时间拖得过久，对我们采取新的方针策略多有不利，所以你们的任务是在完成人员移交的谈判之后，尽快将工作重点转移到在国统区广泛揭露国民党破坏团结坑日、压制抗日力量发展的罪行上来，以为我党争取政治上的主动。
这封电报表明，中共已确定重新组建能坚决贯彻中央意图的新四军领导机构了。
从这一点来说，不管蒋介石还是谢昌云，其实都自觉或不自觉的为中共解决了一个几年悬而未决的大难题，使中共得以轻装上阵。
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与何欣怡的谈判很快有了最后结果，其所依据的蓝本都是谢昌云和蒋介石所划定的那些，其中明确了皖南新四军人员于一月十四日晚二十点由四战区正式接管，何应钦口头表示将不追究处叶挺和项英以外其他人的抗命责任。
十四日上午，项英等接到了中共中央的最新指示，要求新四军军部接受谢昌云的直接指挥，以第四战区皖南纵队的名义，于十五日凌晨起开始分批向四战区转移，不得有任何迟疑和延误。
而第四战区已于前一晚接到了军事委员会对皖南新四军予以监督放行的命令。
顾祝同由于已经达不到以武力消灭新四军的目的，又鉴于谢昌云允诺了三十万元的补偿，于是干脆就人情做到底，派出了五十台车辆，与四战区的一百余辆汽车一起协助新四军的转移，以便把新四军这个鸡肋尽快甩出三战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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