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月九日，第一批由华东转来的六千七百七十八名中国战俘，乘坐中立国船只到达黄埔港。
军事委员会主席夫人宋美龄、国民政府行政院副院长张群、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已取消副委员长制，但仍习惯这样称呼）冯玉祥、军事委员会委员兼四战区司令长官陈济棠、军事委员会政治部主任兼九战区司令长官陈诚、广东省府主席林云陔等军政要员，在码头欢迎并慰问了归来官兵。
四战区随即将归来官兵转移至已预备好的驻地，并派出大批医务和防疫人员为这些官兵进行体检和伤病治疗。
随后一些天，又有许多要员和团体代表、知名人士、获释官兵家属陆续前来广东进行探视、慰问和团聚。
中日双方的人员交换一直持续了二十一天，一直延续到了过年期间。
之所以用了这么长时间并不是出现了什么意外。
日本巴不得赶紧把人接回，也不敢再耍什么花招，连对那些备受折磨的中国战俘也采取了营养和医疗方面的补救措施，以免又被四战区抓住把柄做文章。
四战区也想让这件事赶紧结束，也好安静下来过年。
按二点五比一的交换比例，日本应该交回中国战俘一十八万四千一百五十五人，另外由于四战区又移交了六千多日军的尸体，所以最后协定按一十九万人的整数移交。
但是由于中国的被俘人员很多被日本押往偏远之地或国内做劳工、有的则被补入了伪军部队，集中和运送都需要一定时间。
特别是日军手上并没有这么多中方被俘人员，而四战区为了防止日本临时抓夫顶替，又拒绝接受普通百姓，而且审核极为严格，逼得日本不得不把一些成建制投降过去当了伪军的部队成批的解除武装，拿来凑够战俘的数额。
那些带队投降的中高级军官自然是宁可失去部队，死活不会回来，有的转而投靠了他人，有的变卖军需携款躲进了上海和天津等地的租借。
对那些下级军官和普通士兵，四战区虽然没有拒绝接收，不过所受到的待遇就有所区别了。
经过检举和甄别之后，当过伪军的人员中，有三百余名对同胞犯有严重罪行的人被公开处决，另有一千余人被判处徒刑，一千余人继续接收审查。
在交回来的战俘中还有八路军和新四军的二千多人，其中当过红军的就有七十多人。
原一军团红二师的有两人，一个是赣南于都人，一个是贵州遵义人。虽然谢昌云并不认识他们，但昔日战友之情犹在，谢昌云专门请了他们和另外七个原红一军团的人吃了一顿饭，并送给了每人二十元钱。
那个在河南被俘的于都籍八路军干部，是三四三旅的一个排长，不过部队基本是分散活动，提起谢昌华的名字他倒是知道，但问起谢昌华的具体情况他却说不清了，让谢昌云很是叹惜了一阵。
谢昌云向这些过去的红军人员介绍了独立三师的情况，表示在学习训练完之后可以给与他们特殊安排。
这些人也知道是不能回去了，于是都选择了留下来，其他那些八路军和新四军人员的工作就有他们来做。
对于这些八路军和新四军的被俘人员，谢昌云没有向中共提及，而中共也没有过问，两边都明智的回避了这个敏感问题。
这次广东沿海战役，四战区总共击毙日军一万一千六百余人，另外还重创两艘航空母舰、击落或摧毁日机两百余架，而放下武器的七万余日军当然也要算作四战区的歼敌数字。
对这个空前的战绩，国民政府毫无疑问的要给予相应的嘉奖。
于是，含华中战役在内的数千枚勋章又颁布下来了，其中包括了二十七枚青天白日勋章和三百一十三枚宝鼎勋章，三百零五枚云麾勋章，二十二枚复兴勋章。
另外：
四战区增加一个集团军、三个军、九个师以及相应附属部队的编制；
对高级将领的奖励为：
陈济棠由二级上将晋升一级上将，兼任闽粤赣绥靖公署主任；
谢昌云加上将衔；
廖广泽升任第九战区副司令长官兼十二集团军总司令，加上将衔；
余汉谋升任第四战区副司令长官兼三十一集团军总司令，加上将衔；
蔡南升升任第四战区副司令长官兼三十二集团军总司令，加上将衔；
李汉魂升任第三十五集团军总司令，加上将衔。
黄光锐升任空军副总司令兼任华南空军司令；铨叙空军中将军衔。
其他各有功将领均有不等的职务或军衔迁升。
其中李一权获铨叙中将军衔，陈绪加中将军衔。
晋升军衔和职务命令发布之后，陈济棠以绥靖公署新成立事务繁忙为由，呈请军事委员会获批虚领四战区司令长官一职，仍由谢昌云继续代理四战区司令长官。
谢昌云原不想这么快就领受上将军衔，可是他的军衔要是不动，廖广泽等人的军衔就不好办了。
再者，各战区副司令长官目前没有一个是中将，而且许多集团军或兵团总司令都是上将，在华中战役中谢昌云曾以中将军衔指挥了四个上将。
为了避免再次出现这类不伦不类的情况，所以谢昌云只得听任了这个结果。
看着领章上的三颗三角金星，谢昌云深感几十年的知识差异和预知，所形成的推力竟是如此之大！以至于一旦运用起来，就到了收拾不住的境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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