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山东并不是北方的经济中心，俾斯麦认为北方最好的城市是天津。这里依靠海港，东北的资源向这里集中，蒙古、西伯利亚的资源通过铁路在这里汇聚，出口是一方面，带来了繁荣的运输业，庞大的港口设施，和商船队，但也有大量资源在这里加工。
以东北的农产品为材料的粮食加工业，面粉工业、榨油工业都十分发达；从草原地区进口的生皮、羊毛在这里诞生了皮革和毛纺织工业。滦州、邯郸地区的煤铁在这里进行加工，形成了规模相当冶金和机械工业，可以说整个北方的资源，都能通过铁路和运河以及港口，支撑这座城市的发展，俾斯麦认为这座城市的潜力不可估量，而且以现在的水平，已经跟普鲁士西部的鲁尔区相当，甚至还有过之。
俾斯麦还听说，邯郸、开滦也有一些冶金业，东北地区以沈阳为中心的煤铁工业也相当庞大。但他没必要去一一考察，从天津就可窥豹一斑，这里对战争的意义不在于财政支持，更多在于潜力，这里的工业力量足以为数以百万计的中国軍队提供武器装备。
一番考察之后，俾斯麦陷入了沉思。中国的地理位置实在是太好了，从世界范围来看，他们位于欧亚大陆的东部边缘，主体部分，西部是高原、戈壁和荒漠，中间以狭窄的河西走廊沟通，北方是绵延的东西纵横山脉，中国人还依托这些山岭，在上面修建了万里长城，隔绝了北方草原，而北方除了草原同样是广袤的大漠、戈壁，以及西伯利亚的冰天雪地，原始森林。
这样的地形，保护了他们面向海洋的温暖一面，让他们不会受到太大的威胁，能够关起门来发展，即便是关起门来，广阔的腹地，有长江、黄河两条纵横东西数千里的大河，让他们从古代起就便于在一个较大的范围内活动，在这个封闭又够广大的地区建立起一个不受外界干扰的独立政权。
说心里话，俾斯麦是有些羡慕这优越的地缘结构的，尽管波德平原足够平坦，发展农业条件优良。可是位于四战之地，历史上多少次人口下降一半的战争发生在这里，普鲁士人在无险可守的压力下，发展出了高强度的****；作为普鲁士的邻居，曾经国土面积是普鲁士十倍的波兰，就因为没能形成这样高度集权的制度，反而形成了英国式的贵族议会制度，国王开始成为一个象征，由贵族议员选出，而且发展出极端自由的一票否决权，任何一个贵族持不同意见，都无法通过国家的政策。
对于英国这样孤悬海外的国家来说，这种贵族跟国王的平衡，甚至是贵族略微压到王权的制度，能够长期保持稳定，最终酝酿出权力更加平等的社会制度来；而对于波兰这种位于四战之地的国家，久拖不决的国家决议，带来的低效率，却一定会带来亡国之祸。
从1648年到1720年，在波兰的国土上就一直进行着战争，两次北方战争（1655到1660年；1700到1720年），第一次波兰全国人口减少三分之一，降到六七百万万。半个世纪的发展后，又迎来第二次战争，人口又降到七百万。
自由选王制和一票否决权，让波兰在两次北方战争之后，无法迅速加强力量，许多波兰贵族为了一己私利，大肆滥用一票否决权，阻扰任何对国家有利但损害他们个人的议案。从1652年到1764年里，波兰总共召开了70多次全国会议，有40多次因某些贵族的一票否决权作梗不得不中断。
而这段时期，恰好是欧洲强权开始形成，经过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欧洲开始走出中世纪，进入近代，英法西班牙等强力民族国家形成，荷兰成为第一个资本主义国家。民族国家和商业体系的形成，让强国的国力和动员能力大大提高。18世纪，法国有40万陆军、俄国和奥地利有30万陆军、普鲁士有20万陆军，面积将近普鲁士10倍的波兰却只有1万陆军，就是因为贵族不愿意国家加大税收用来维持庞大的常备军。
这样的松散的贵族民主制度，在后世确实被波兰人常常拉出来证明自己的文明，说他们的宪法比英国大宪章更早，可却也成为波兰被瓜分的根由。
当被大国入侵的时候，他们临时动员起来的軍队，根本无法跟数量庞大的敌人的常备军进行战争，结果只能面临战败。当第一次被俄普奥三国瓜分之后，他们就只剩下三分之一的土地和人口，已经彻底失去了成为强国的机会，尽管这时候他们剩余的领土和人口，依然比普鲁士要多。
讽刺的是为国家改革绝不肯牺牲自己利益的贵族们，却被迫投票同意接受瓜分的议案。
幸运的中国即便有武备松弛的时候，也不会遇到波兰这种瓜分，最多就是在异族的打击下亡国，可即便亡国之后，他们依然是一个国家。
俾斯麦却没有深究，中国是一个欧洲规模的国家，中国之所以没有在自己的封闭国土内有被瓜分的命运，是因为几千年前就已经扫平了各个国家和不同民族。把中国的地理环境，套用在整个欧洲，或者局部欧洲也同样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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