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真正改革的不是刑部，而是司法系统。包括那一套已经覆盖到所有县城的法院体系，还有新的大周律例。
这套大周律例，是斯佩兰斯基和一批法国法律专家，加上中国的讼师等组成的庞大团队，用了三年时间，收集整理中国习惯法编制而成的。收集了从秦代开始的中国所有律法，进行了大量的讨论对比。周琅抽出时间参与了大部分的讨论，在制定法律的问题上，他跟拿破仑一样重视，所以这套法律中，不可避免的就会带上周琅的一些思想。
比如对比秦朝法律，周琅发现，秦朝对于见死不救等模式他人性命的行为，是有处罚规定的。甚至包括见到小偷偷东西，如果不去制止，那也是要受刑的。在法律原理上，这等于是将执法权下放到社会上的每个人了，任何人见到犯罪都有执法的权力和义务。周琅加入的内容，显然没有秦法那么严酷，他规定在他人生命受到威胁的情况下，任何旁观者负有不可推卸的帮助义务，这是鼓励互相帮助，远比费劲宣传要有效，如果因为漠视而导致意外伤害的，旁观者都要承担责任。这就不是把执法权下放，而是赋予每一个社会群体更多的法律义务。之所以引入了秦法的这些内容，就是周琅明白后世中国人对陌生人的冷漠。至于引起这种冷漠的讹诈等现象，则通过反坐来处罚，讹诈是很严重的罪行，讹诈失败可是要反坐的。
由于法国法学家参与其中，又带有一些西方编制法律的方式，更加严禁和细致。同时也带上了一些西方思维。比如周琅支持废除了杀人偿命欠债还钱，而且还是父债子还等简单粗暴的习惯法，对杀人罪行的裁定，十分细致，包括各种意外杀人，并不需要负有绝对责任。老子欠下的债务，子子孙孙一代代人负担下去，也实在是不适合现代商业社会。
总的来说，刑罚内容上，跟传统法律是大相径庭的，其实各国法律，包括奴隶制时代的法典，在内容上都有大量类同，因为人类对于罪恶的认知基本上是相似的，任何法律，都不可能纵容杀人放火等行为，因为法律终归是用来维护社会秩序的，区别只在个别细节方面，而这些细节正是因为各国的风序良俗不同所致。
比如中国人之所以出现父债子还的文化，主要就是因为中国社会是一个熟人社会，父债子还相比人死债消显然更具有债权约束力，让债主更敢于借债，这种文化的形成，可以让穷人在遭遇灾荒的时候，更容易从地主手里借到救命的粮食，因为他还不起他还有儿子，还有孙子。从负面来看，这种文化当然更有利于债主，而不利于债务人。出于保护弱势群体的观念，周琅坚持人死债消的理念。
还有一些中国跟国外不同的情况，曾经发生过有西方人因为挖掘古墓，而被当地村民打死，而官府裁定无罪的情况。这起盗墓事件，周琅后来了解到，其实并不是为了盗掘财富，而是几个法国学者在进行研究。由于一直没有得到当地官府的许可，他们就私下雇人挖开了一座宋代古墓，这在西方是没有多大罪行的，西方人进入教堂墓地，挖掘研究，很少会遇到不许可和阻拦的情况，更不可能发展到被愤怒的村民打死的情况。
但是中国的古墓并不一定是公墓，也许法国人偷偷挖开一座宋朝皇帝的墓葬，反而没人打死他们，但挖掘百姓的墓地，问题却很大。传统观念中，挖坟掘墓是很严重的，挖人祖坟如杀人一样。那座古墓虽然是宋代墓穴，但后人未绝，而且在当地发展壮大，是名门望族，宗族长老认为是他们的祖坟风水好，结果祖坟给洋人刨了，如何不愤怒？
西方人挖坟之所以不是严重罪行，也跟西方并不讲究厚葬的文化有关，挖开古代坟墓如果只能得到几件腐朽的衣服，当然没人无故去刨坟了。特殊的丧葬文化，自然有特俗的习惯法加以维护。
除了这些法律条文上的不同，司法审判程序也进行了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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