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伯疑惑地看向孔方和黑娃，问道：“你们是……”
“我们是来拜访泰山先生的。”
“可是来求学的？”孙伯的脸上满是期待。
孔方微微摇头，道：“是有事求教先生。”
孙伯眼中那丝期待的光瞬间熄灭了，他说道：“跟我来吧！”
当即，孔方和黑娃跟着孙伯朝前方走去。
山路崎岖，弯弯绕绕。
走了大约一刻钟后，孔方看到一处用许多石头堆砌而成的院落。
院落大门，乃是用树枝搭建的简易木门。
门头之上，有一副匾额，上写着“泰山书院”四个雄浑有力的大字，落款正是孙复。
院落很大。
前方地面上晾晒着一片萝卜干还有腌制的咸菜，后面乃是一排排砖瓦房。
唯有每个房门前悬挂的一副副对联，才让人感觉到有一丝丝书卷气。
这和孔方想象中的完全不一样。
这里更像是某个农户的家，而非书院。
但他略微一想，也就明白了。
孙复、石介这类研究学问的儒士，甚是爱惜羽毛，自然不会行贪墨之事。
而书院，需要购置大量书籍和笔墨，这些都是非常耗钱的。
这些人都是一身傲骨，自然不可能去街头摆摊，当个代书先生。
而作为闲官，他们的俸禄也不多。
故而，生活定然是清贫的。
见到这种场景，孔方顿时觉得将泰山先生请到齐州还是有几分希望的。
片刻后。
孙伯将孔方和黑娃引到一方房间前。
还未行至房门口，孔方便闻到一股浓郁的书香笔墨味。
当行至门口时，他不由得一愣。
门内，处处都是书。
堆堆都有一米多高，几乎没有落脚的地方。
而在最里面，一位身体消瘦、胡须花白的男人坐在那里，正持笔撰写文章。
其非常投入，压根没有发现外面有人。
孙伯待其搁笔的那一刻，拱手道：“老师，有客来访。”
孙伯看上去和孙复年龄差不多，基本都是年过半百之态。
但达者为师，从来都不是以年龄论之。
孙复缓缓抬起头来，面带疑惑。
“两位小友，不知找老夫所为何事？”
孔方拿出陈执中的引荐信，笑着说道：“小子孔方，有意在齐州建一座书院，山长尚缺，幸得青州知州兼京东路安抚使陈执中陈副相引荐，特意请先生出山！”
孙复听到此话，脸带笑意，微微摇头，将手中的笔放了下去。
“陈副相与我有旧，老夫在此谢过陈副相的好意了，也感谢孔公子专门来邀请老夫。”
“但是，老夫所教所授与当下科举之道的理念不甚相同，恐怕做不得书院山长。”
“孔公子有所不知，当下泰山学院只剩下连我带内的八名先生了，学生们都已走完。新政失败，意味着‘精贡举’之策也已经名存实亡，辞藻之学非老夫所长也。正如一学子所言，老夫所教，误人功名！”
孔方从此话中，能感受到孙复的无奈与悲哀。
当下，大宋科举依旧遵循祖宗之法，非常保守。
科举考试的重点为：诗赋、墨义、贴经，策论占比很小。
这导致很多书生在不通经术，不明道理的情况下，只会死记硬背和撰写应试文章。
这种类型的士子成为士大夫官员后，擅长引经据典的诡辩，却不擅长处理国事。
大宋就是被这样一群人生生消耗的毫无斗志的。
全循古人之言，不知变通。
简单来讲：
孙复所讲，都是治国之术，是如何对待百姓，如何报效朝廷，如何振兴江山社稷。
但科举考试考的却是诗赋文章，是辞藻、是虚夸之言。
跟着孙复等人学，自然难以在当今的科举考试形式中取得好成绩。
像范仲淹、富弼那种敢于提出治国之策的人，因损害了多数人的利益，被定义为结党，定义为专权。
故而，当下的朝廷，士风浮躁，弥散着一种得过且过的景象。
当然，这和当今官家太过于优柔果断的处事风格是分不开的。
这点，孔方看得很明白。
孔方拱手道：“先生，小子已知你的心意，自然不会强人所难。科举之制，确需改制，我建设书院，是为助力精贡举之策，能否借用您半个时辰，让小子也讲一讲我办学的想法！”
“助力精贡举之策？”听到此话，孙复的眼睛亮了，一下子站了起来。
“茶室叙话！”
他对科举变法依然很在乎。
见陈执中的引荐信都未起身，但听到孔方言说建书院乃是为了施行科举新策，不由得变得热情起来。
片刻后。
双方来到茶室。
宾主分别坐下，黑娃担当起煮茶的角色。
孙复认真地看过陈执中的引荐信，不由得看向孔方，疑惑道：“孔公子是商人？商人建私学，实不多见！”
建书院，向来都不是一项赚钱的买卖。
有时甚至还需要当地官衙支持或募捐才能活下去。
因为书籍笔墨、雕刻书版的花销，根本不是一般人家能够承受得起的。
一般都是当地的大儒或出仕的官员，会建书院。
书院，并非完全是教学之所。
像历城的县学，就是个编撰县志、存放书版书籍、甚至印刷书籍的地方。
私学也都大多如此，多是一些儒士的学术论辩之地。
至于学生，穷者读不起书，富者大多都是寻名师单独传授学问。
孔方看向孙复，率先抛出一个问题。
“敢问先生，新法之中的精贡举实乃官家支持之策，为何会难以实施？”
赵祯也早就看出大宋士气浮躁，精贡举正是一副良药。
精贡举，其实可归为两点。
其一，在教育上，大力兴办学校，举荐通经有道之士担任教授。
其二，在科考上，重策论而轻诗赋，去辞藻瑰丽虚夸之风。
孙复无奈摇头，道：“通经有道之士在守旧人眼中，皆为私党，私党有专政之嫌，朝廷不愿用。照此下去，恐怕任何一项新法都难行！”
策是好策，但却无法执行。
当下的朝堂。
范仲淹、富弼、欧阳修等人想干一番大事业，那定要聚拢一批志同道合的人。
但聚齐之后，只要施行新政，就会损害许多士大夫官员的利益。
后者就上书弹劾，称这些人是私党，是要夺皇权。
奏疏能堆成一座山。
这个大帽子扣下来，谁都接不住。
于是，大宋主张新政的官员们，要么选择在朝堂里和那群守旧的官员们争论招架，要么选择外放，当个地方官，逐渐躺平。
大宋的官场生态，决定了新法很难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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