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旅顺城居住着很多外国人，见证了这一惨绝人寰，有悖于人类基本道德底线的兽行。
当时，英国人艾伦在他的记录本上写道：“日本兵追逐逃难的百姓，用枪杆和刺刀对付所有的人；对跌倒的人更是凶狠地乱刺。在街上行走，脚下到处可踩着死尸。”
“天黑了，屠杀还在继续进行着。枪声、呼喊声、尖叫声和呻吟声，到处回荡。街道上呈现出一幅可怕的景象：地上浸透了血水，遍地躺卧着肢体残缺的尸体；有些小胡同，简直被死尸堵住了。死者大都是城里人。”
“日军用刺刀穿透妇女的胸膛，将不满两岁的幼儿串起来，故意地举向高空，让人观看”。
“战后第三日，天正黎明，我为枪弹之声惊醒，日人又肆屠戮。我出外看见一武弁带兵一队追逐三人，有一人手抱着一无衣服的婴孩，其人急走，将婴孩跌落。一点钟后，我见该孩已死，两人被枪弹打倒。其第三人即孩子之父，失足一蹶，一兵手执枪尾刀者即刻擒住其背。我走上前，示以手臂上所缠白布红十字，欲救之，但不能阻止。兵将刀连插伏地之人颈项三四下，然后去，任其在地延喘待死。”
英国法学家胡兰德在《关于中日战争的国际公法》中说：“当时日本官员的行动，确已越出常轨。他们从战后第二天起，一连四天，野蛮地屠杀非战斗人员和妇女儿童。在这次屠杀中，能够幸免于难的中国人，全市中只剩36人（后考察生还者约800余人）。而这36人，完全是为驱使他们掩埋其同胞的尸体而留下的。”
“其中有一个叫鲍绍武的人说：‘我们来参加收集尸体时，看到有的人坐在椅子上就被捅死了。更惨的是，有一家炕上，母亲身边围着四五个孩子，小的还在吃奶就被捅死了’”。
如果事情仅此而已，我们可以认定日本军人是一群野兽，但是，翻开历史的卷宗，我们发现，这是日本政府和日本陆军省有意纵容和支持的，一场旨在彻底摧毁我中华民族抵抗决心的官方行动。
早在1894年6月，日本陆军省偕海军省就联合颁令，严禁本国所有报刊登载军事新闻，以免泄漏日军对中国的侵略企图。
后来，日本内务省即宣布对有关甲午战争的报道实施“审阅”制度，各报社发稿前，均须将原稿送呈指定的警保局，加盖了“审查批准”印戳的，方可发表。凡被认属“有污点的事件”，则打上“禁止刊登”之印记，用墨水涂毁。
与此同时，大本营对若干被允准随军采访的日籍记者，下达了极端苛峻的“随军纪律”，并指派军官全程监视，一旦某人被军方视为“有害的记者”，立马押遣回国，给予重罚。
这些事实都充分说明，日本从政府到军方，再到普通的军人，都是一群野兽！我堂堂中华的满城鲜活的生命，就在这群野兽的阴谋中被屠杀殆尽！
“屠城之恨啊，同志们！面对这样的野兽国家，野兽军队，我们该怎么办？”在小册子印刷好之后的座谈会上，武爱华第一次明白了“悲愤”这个词的含义。
“杀——”与会的几十个师团级军官爆发出震天的呐喊！
“对！这样的野兽，我们只有一个字：杀！只要上了战场，就是一个不死不休的关系！在此，我要特别说明：谁要是遇到日本人而心软的，谁要是遇到日军投降就想上去抓俘虏的，军官，将降级使用；士兵，将劝其到警备部队！如果某个人不小心抓了个俘虏，那么，我提议，就用他的薪水去养活那个俘虏吧！”
显然，陈志明的行为虽然叫“疏忽大意”，但还是撞枪口上了。
“司令，那在战场上遇到日本娘们怎么办？”时任防空旅的旅长冯建军看到司令的心情似乎有点问题，便想开一个玩笑化解。
“冯建军，这是会场！”武爱华狠狠地盯了一眼这个不长眼的家伙，“如果你想日本娘们，我现在就可派人把你送到日本去！”
“司令，我错了！”冯建军站起来诚恳地说道。突然之间，冯建军发现自己不但错了，而且错得离谱。
“我新增加一条军纪：战场上没有男女之别，只有敌我之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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