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各自情况不同，每个警备师所辖警备团的数量也有所不同，这就造成了有的警备师比野战部队还要庞大，有的警备师却只有10000人左右，譬如海警师，最多就10000人。但大多数警备师的人数都超过了野战部队，使得16个警备师的总人数高达70万人。
这主要是由警备部队的性质和任务决定的，警备师最重要的任务是“警备地方，维持治安”，本质上，他们是不可能拉出去或者拉到华北去打仗的。举个例子吧，这70万警备部队，相当于后世的武警部队。你说武警部队能不能打仗，肯定能；但是，他们能不能像野战部队那样打仗，显然又不能；同时，警备部队还担负着后世公安警察的职责。
也就是说，这部分兵力是不能算在战力里面的，虽然其装备和训练都比国军德械整编师要好，那只能说武爱华实在变.态而已。当然，如果战争需要，他们“摇身一变”就可成为野战部队，这也是毫无疑义的。
再简单解释一句，警备师其实是“后备部队”和“警察部队”的综合体。
至于养这些人的钱从哪儿来，此时就不再啰嗦了。与其他穿越者最大的不同也许就在于，武爱华从来不缺钱。早期，虽然钱靠缴获才有，但枪支弹药不要钱；现在，大肆种田，扩军需要钱，我们的武司令员又可以造钱了。
想一想，这样牛的人，这样牛的军队，会有多大的造化？
这么多部队如何管理，靠纵队那几个领导能管得过来吗？当然不能，因此，武爱华为此成立了江西、福建、粤东三个“警备司令部”，由他们去管，至于三个警备司令部由谁负责，则由项Y同志负责日常训练、治安等工作，重大问题、疑难问题和军事问题才交纵队党委讨论决定。
从1934年11月11日救下林秀姑、茶妹子两名女红军，武爱华确认自己已经穿了开始，武爱华就在思考如何处理与党的关系。
从创立“中国工农红军闽赣独立支队”到“闽粤赣独立支队”再到“中国工农红军独立纵队”，武爱华似乎一直在用行动表达着自己与中央的关系。
然而，个人与集团，个人与社会的关系，并不是一厢情愿或一个简单的约定就可以的。穿越到这个特定的时代，武爱华是热忱地，认真地，努力地融入着这个时代，为这个时代而喜而怒而哀而乐。但是，夜深人静之时，战斗闲暇之时，武爱华不时也会泛起一种孤独感，一种沧桑感，一种游子感，一种浮萍无根之感。
在“雷霆战役”结束之后，武爱华这种感觉达到了顶峰。
作为一支自己有绝对掌控力的军事武装集团，“中国工农红军独立纵队”虽然从名称上或理念上是属于红色武装，但只有武爱华自己知道，这支武装力量从内在的灵魂，到外在的编制、着装，已经完全不同于寻常意义的红色武装，只有洞悉历史轨迹的人才会明白，这支部队实际上是后世各国军队特别是这个时代的“杂脚版”。
这支力量，并不是武爱华一个人的，它必须属于这个时代，属于自己的血液、文化所归宿的那个传承。分析比较这个时代各派风云势力，武爱华从根子上还是瞩目于正规军。尽管后世的正规军或历史的都有着这样那样的致命弱点，但无可否认，他能在这个龙蛇混杂的年代脱颖而出，就必定有他先天的优势。
也许，武爱华作为一个未来人类历史的预见者，可以促成这种先天优势的保持与传承；把自己的优势与正规军的优势结合起来，从而在这个特定的年代为中华民族谋取更大的生存空间，顺便清算一番与列强数百年来的恩恩怨怨。
这种选择既是势利的，现实的，也是符合基本历史走向的。二战以后，人类的，国家的，民族的福祉将更多地依赖于科学技术的推动，而不是战争；而二战所圈定的利益也将在后世长时间里得到保持。
既然这样，武爱华就不再迟疑。然而，归队的选择艰难，归队后如何处理彼此的关系更难，这就不得不让武爱华在与正规军保持密切联系之时，同时又注重强化自己的思想与理念。
事实上，在武爱华作出动身到陕北见见一代伟人群体之前，武爱华就为此做了很多准备工作。
与蒋介石的和平协定，其中有一些附加条件，这些条件里就有果民政府不得再对我陕北红军进行政治的、军事的、经济的封锁与围剿，并且要为独立纵队与陕北联系提供一定的便利。
对此，蒋介石也只得忍气吞声，小不忍则乱大谋嘛。
KH1940型轰炸机的出现，让武爱华与陕北建立直接联系成为可能。这种飞机，最大作战半径为1000公里，而从江西九江起飞到陕北延安一带，直线距离刚好是1000公里，不过，为了保险起见，武爱华要求中央一是迅速建设延安机场，二是尽量准备足够的汽油（当时航空汽油与汽车用汽油的区分并不明显）。
1936年5月1日，农历润三月十一，上午10时陕北延安机场载歌载舞、锣鼓喧天，中央在此举行盛大的仪式，准备迎接来自英雄的独立纵队的空中神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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